政治学-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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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项事物的同等权利，凡是只有一项为较优者也不应该［像寡头派那样］要求对各项事物都享有较优的权利——我们确认遵循这类原则而创制立法的一切政体都是变态政体。我们曾经指明，各人根据各自的某种贡献，而在政治上各自有所要求，虽在某一方面的意义上可说是合乎正义，却谁都不是绝对全面地合乎正义。
（甲）富人的依据是他们有较大的土地，而土地是有关城邦的共同利益的；又，他们由于富有恒产，也比较能够信守契约②。
（乙）自由氏族和贵族的依据［都为门望］是相接近的。
出身（门望）较高的，作为一个公民，比出身卑微的，地位也较高；尊贵的氏族（血统）在一邦内总是比较受尊敬的。又，优种递传优种；世泽之家的后裔常常见到有良好的品德。
（丙）相似地，品德当然也应该是要求政治权利的正当依据；我们认为正义正好是社会性的品德③［最有益于城邦团体］，凡能坚持正义
①本卷章九。
②《修昔底德》ｖｉ３９，记叙拉古雅典那哥拉斯（Ａｔｈｅｎａｇｏｒａｓ）的话说，财物保管应该信托富人。
③卷一。又，《尼伦》卷五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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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常是兼备众德的①。
（丁）但［在财富、出身或品德这些个别的依据外］多数（群众）也有他们要求政治权利的依据：就集体说，他们就比少数（寡头）较强、较富而又较好。
假如这些具有品德、财富、门望而可以提出政治要求的人们组成某一公务集团而聚居于一城之中，这个城邦将由谁来统治？这是一个争执不已的问题，可否有所协议？在我们前面已经叙述的各类政制中②，并未见到争执不已的情况。
那些城邦因执掌主治机构的人们各不相同而性质各别：其一是以最高治权寄托于富户［寡头政体］；另一寄托于才德［贵族政体］；余者类此，各有偏依。
但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与此有异，这里发生了性质各别的人们同时要求治权的争执。例如，有德之士，如果为数甚少，却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我们该怎样答复他们的要求？鉴于他们人数太少，可否向他们质询：你们这么一些人能够处理全邦的要务么？你们的人数足以构成一个城邦么？还有一种疑难不仅可向有德之士质询，也应该问及其它一切提出政治要求的人们。以财富较多或门望（出身）较高为理由而要求治权归属少数人，这可说同样是不合正义的。如果承认这样的理由，则任何一人要是他的财富超过其余的人，他就当然可以统治他们了；相似地，门望特别高的人也当然要统治门望较低的人们，例如自由人氏族，而这些自由人却正在以自己的出身为依据而要求治权。在［少
①柏拉图：《法律篇》６３１Ｃ，明哲（智）
、节制（礼）
、坚毅（勇）三德结合而成正义（义）。正义兼有其它三德之意，亦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七五。
②本卷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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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制］贵族政体①中，所依据的才能或善德，论理也相同。
倘使若干贤良（好人）所合成的公民集团中有一人的才德出类拔萃，超乎他人，这些人就应当遵循自己所主张的原则让他一人来统治了。若说多数（群众）因为强于少数就应当取得治权，依照这理论，如果有一人或某一小组的人强于这一多数（群众）
，这人或这小组就必然可以代替那个多数来执政了。
所有这些分析，该可以证明上述各种依据，各方面所凭以要求取得对其它一切人们的统治权利的，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正当的原则（标准）。
试以人们举品德作依据而要求统治公民团体者为例，或试以人们举财富作依据者为例。群众（多数）就可以和这两者相抗衡，不作个别的比较，而以多数集体同少数人相比较，则无论在品德上或者在财富上，就未必不能占优。这里引到了偶尔曾经涉及的一个疑难。这个疑难是：假如就这个多数集体而言，的确较少数好人［或富人］为更优，则主张尚优原则的立法者，要是他的目的正是想制订最公正的法律，那将怎样取舍呢？他应当为了好人们［或富人们］的利益创制政体，还是为了多数（群众）的利益？我们的答复是：所谓“公正”
，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如果要说“平等的公正”
，这就得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②。
〈公民的一般意义原来是指一
①取义于“好人们”
，译“贤良”或“贵族政体”。贤良多出于世族，故中国一般都译为“贵族政体”。依此节，贤能所重在“才德”不在“门望”。
②参看章七。
“最为正宗”也就是“最为公正”的政体，应该不偏于少数（好人和富户）
，不偏于多数（平民）
，而以全邦公民利益为依归。
《梭伦残篇》５：梭伦自述为雅典创制的本意，务使少数多数各得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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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至于就他的特别意义说，则公民在各别的政体中就各有不同；在一个理想政体中，他们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①。
〉［即然已经讨论过“多数”集体地优于“少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应当再设想另一个相反的境遇。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或若干人，而其数只是城邦的一部分，不足以组成城邦的全部体系②——德行巍然，全邦其他的人于个人品德以及所表现的政治才能而论，谁也比不上他或他们，这样的人或若干人就不能被囿于城邦一隅之内；他或他们的德行才能既超越于其它所有的人，如果使他或他们同其余的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对他或他们就不公平了。这样卓异的人物就好像人群中的神祇。法制只应该范围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众人。
对于这样的人物，就不是律例所能约束的了。他们本身自成其为律例。谁要是企图以法制来笼络这样的人物，可说是愚蠢的，他们尽可以用安蒂叙尼寓言中那一雄狮的语言来作答：当群兽集会，野兔们登台演说，要求兽界群众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雄狮就说，“你可也有爪牙么？”
］③这些情况实际说明了
①本节末两句，似为后增衍文，或原有赘语。
②卷七卷八所拟理想城邦，全邦均为模范公民；这里所说现实城邦当然不会全邦都是好人，破折号内分句为赘语或后增衍文，应删。
③依加梅拉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疏释》补［ ］内语。
参看韩姆编：《伊索寓言》（Ｈａｌｍ，Ｆａｂｕｌａｅ
Ａｅｓｏｐｉｃａｅ）２４１；又，巴布留：《寓言》（Ｂａｂ－ｒｉｕｓ，Ｆａｂｕｌａｅ）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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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政体各城邦所以要创制“陶片放逐律”的理由①。这些城邦以“平等”为超过一切的无上要义；凭此宗旨，他们对于邦人的特别富有资财，或朋从过多，或其它势力，凡是政治影响足以掀动社会的，就应用这个处分而把他驱逐出境，限令若干年内不得归返本邦。在神话中，阿尔咯舟远航的舟子们遗弃赫拉克利斯的原因也就是这样②。阿尔咯舟因赫拉克利斯神勇胜过全船的舟子，就［吩咐舟子们］不让他留在船上。人们对伯利安德给司拉绪布卢的示意，往常总是嗤为僭术，这样说来，这种指责就未必公正了。从前相传的故事说，僭主司拉绪布卢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棵四顾齐平而止。
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
①雅典的“陶片放逐律”创于公元前５００年。立法的初衷在于保护平民政体，俾不致因国内产生杰出的政治人物而转变为寡头或僭主统治。
应被放逐的人，公民大会中公民各书其姓名于陶片而投入陶罐中，必须有六千陶片才能通过一件放逐案。放逐期十年，后减为五年（参看《雅典政制》ｘｉ）。
《修昔底德》ｖｉ７３，《狄奥多洛》ｘｉ５５所记放逐律的作用和目的同亚氏此节相符。
但后世执政党派常假借此律以排斥异己。
叙拉古设有相似的“榄叶放逐律”
，应被放逐者的姓名写在榄叶上；放逐期五年（《狄奥多洛》ｘｉ８７）。其它城邦，阿尔咯斯（本书卷五）
、米利都和梅加拉（阿里斯多芬；《骑士》８５５诠疏）也设有放逐律。
②阿波罗尼（Ａｐｏｌｏｎｉｕｓ）
：《诠疏》Ⅰ１２９０，说，此故事实见于费勒居特（Ｐｈｅｒｅｃｙｄｅｓ，公元前第五世纪史家）著作（参看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Ⅰ８）。阿尔咯神舟能凭船头的浪劈发声作言语，这浪劈为一“神木”
（参看公元前第二世纪雅典作家阿波罗杜罗：《书丛》［Ａｐｏｌｏｄｏｒｕｓ］卷一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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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①。这种政策不仅僭主们常常视为有利于国政而加以实施，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也同样应用这些手段。陶片放逐律就是类似的措施，使才德著称的人远离本土，他们在邦内的势力便日渐消失。强邦对于小城或弱族也会施行同样的虐政，雅典人对于塞莫斯岛人、启沃岛人和累斯博岛人的征伐就可举以为例：雅典的霸权一经巩固，它就不顾盟约，而以强暴加于它的盟邦②。
相似地，当米第亚人、巴比伦人以及其它服属的民族有感于本族前代的光荣，想要奋发的时候，波斯王就一再以武力进行征讨③。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正宗以及变态政体之中：变态诸式的政府为了它们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必须实行清除，正宗诸式的政府为了公共利益也得应用类似的清除。
这种务求整齐匀称的规律④也可以拿一般学艺来作证。画家在他画布上描绘人像，总不能画上一只特别大的脚，不管这只
①《希罗多德》ｖ９２，记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曾劝告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清除邦内雄杰，此节，两人互易了宾主地位。参看卷五。
②塞莫斯岛在公元前４４０年、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城在４２８年、启沃岛在４１２年，先后叛离雅典，雅典海军征讨三岛（参看《雅典政制》章２４）。但这次战争的起因非由雅典背约。这三岛为雅典重要盟邦，雅典对这三邦尚属有礼。
《纽校》Ⅲ２４８—９，引《修昔底德》ｉ７６、ｖｉ７６、《狄奥多洛》ｘｉ５０、７０等章节，说此处所言雅典背约加暴于三邦，当指公元前４４０年以前，雅典尚未同各邦缔结提洛同盟时的事情。
③《希罗多德》卷一１８３、卷三１５９，记波斯王国在讨平米第亚巴比伦的叛军后，重惩其族。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