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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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83＇窦德士：《1342—1359 年元代末年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和集权》。
在各地儒者的著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公众”对群众暴动以及 １３５５
年元朝中央权力崩溃的反应。一般认为，暴动是公众对元政府的规模、开销、
腐败和由此产生的繁重的不公平的财政需求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应。为了
修正这些错误做法，一般都认为政府应大幅度削减支出，官僚机关应严惩腐
败（元朝在这些问题上从未有所作为，最终还是明朝将勤俭建国作为其指导
方针）。
关于 １３５５ 年以后元朝统治的地区化，儒家的看法不一，确实很难正确评
价。当时一些儒者提出任用割据一方的军阀如方国珍或张士诚等人为元朝省
一级官员的做法与周朝分封制是合拍的，因此可以认为是正统的，只要这些
人服从朝廷、严格按照伦理标准做事。持此观点的人相信只要儒者给他们施
以足够的道德压力，他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观点丝毫不切合实际，
但它可以保证减少武装冲突，并吸引足够的力量来保持直到 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还存在着的对元王朝的忠诚。
可是也有一些儒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力颇大，他
们是道德革命的代表。依他们之见，地方化没有任何好处，它不过是为横行
不法、贪得无厌、自我扩张以及由来以久的徇私偏袒和腐败堕落穿上了永久
的伪装，原先就是这些丑恶现象造成了元朝现在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一个
给予罪犯高职和荣誉的王朝必然会丧失社会道德方面的领导权。
这派之中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刘基，他是 １３３３ 年进士录（５０ 名）
汉人中的第 ３８ 名。刘基在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在地方和省级的几个较低职位上
任职。这期间他发现他的上级中有许多人胡作非为并着意掩饰，这助长了他
的不满。他早就是方国珍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朝廷为维持和平决定招安而
不是镇压那伙海盗之后，他一度被投入监狱。后来，刘基于 １３５６ 年在江浙行
枢密院担任一个不大的官职——经历。这个部门是新在杭州建立的，也是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危机中元政府机构膨胀的众多例子之一。作为经历，他立即被派
到浙江内地，他在那里的上司是石抹宜孙，担任几个州的行政助理。接下来
便发生了元末历史上很特殊和关键的一幕。
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所以很有必要将当时的情景重新描绘一
下。远在大都的元朝中央政府尽其所能正在对付极为复杂的全国形势。当时
行省官员都握有很大的自主权。１３５６ 年 ３ 月，对地方官员的民族限制都被取
消了。造反者放弃了被战争毁坏的中原淮河地区，以期在其他地区建立根据
地：朱元璋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领导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派别的运动；
由于脱脱被皇帝撤职而在高邮得以幸免的张士诚，现在南下，占据了苏州。
江浙行省平章达识贴睦迩是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康里贵族，他采取非常的权
宜之策，试图挑起军阀的互斗，先是与一个军阀合作，然后再与另一个军阀
合作。１３５６ 年，他诱使方国珍援助了一场抗击张士诚的战斗。江南行御史台
很喜欢这一策略。但是江南行枢密院坚决反对，部分原因是行省平章本人常
常任命憎恨方国珍的人在这个部门任职。各个机构均有自己的军队。另外还
有互不统属的乡兵武装，这些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变换立场，造成更为模糊不
清、复杂难解的局面。这就是 １３５６ 年元廷面临的支离破碎的局面。
刘基、石抹宜孙及其同僚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体系中只占了靠近底层的地
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洞察力，在省内
公开宣传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以此作为真正地长久地复兴元朝在中国统治
所必要的努力的惟一可行的实践样板。在省政权内部，善与恶判然分明，几
乎就像摩尼教的善恶两极那样，人们都滑向了两个极端。所有善的都是利他
的、中央集权制的；所有恶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搞地方独立的、地区化
的。要取得地方上的平定，就要将一切资源和领导权都集中在善的力量的领
导者身上，引导这股力量积极地不屈不挠地对抗恶的力量。例如，地主与土
匪就被认为是与方国珍勾结在一起的。与偏处中国东南的行枢密院中一位行
政助手的职位相比，石抹宜孙的作用是无可限量的。用刘基的话来说，他是
一位救世英雄，他的真正使命是整顿、复兴元王朝，就如两千年前齐桓公拯
救了奄奄一息的周王朝一样。
１３５７ 年，元廷同意给石抹宜孙、刘基及他们这派人小小的提升，但拒绝
把他们升到元朝官僚机构中更有影响的地位上来。地区化的政策还将继续。
于是，就像当时省政权内部其他一些儒者那样，刘基因心灰意冷而辞职，并
写下他对于道德与政治的看法。１３６０ 年，未来的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占据
了他们所在的地区，这些思想家们就投奔了朱元璋。所以，是明代第一位皇
帝而不是妥欢贴睦尔有效地实施了 １３４２ 年起就在江浙行省实行的均平赋役
和公众动员措施；是他接受了元朝于 １３５７ 年拒绝采纳的道德专制主义主张；
还是他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①
① ＇82＇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
结论：元朝为什么灭亡？
元廷在 １３６８ 年退回草原后的一些年间，仍旧声明自己是中国的朝廷，但
他们一直陷于想入非非之中，而不能使头脑冷静下来，去弄明白造成自己统
治灾难性垮台的原因是什么。相反，在明朝创建者的头脑中，这个垮台仍然
历历在目，他们认真思考元朝垮台的原因，以此作为反面教训，胸有成竹地
构筑起他们的明王朝。简单地讲，他们的药方是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坚决
打击任何自私现象与腐化行为；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处理政务，行动中不能
顾虑重重和宠信偏爱（妥欢贴睦尔在这点上最糟糕）。这样，这一统治体系
就能真正使儒家的基本道德原则得到加强，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和平与繁
荣。
明朝的这些方针政策是否基于对元朝缺点的正确的公允的评价之上呢？
元朝的垮台是不是因为妥欢贴睦尔没有尽到责任，允许官僚机构中的派系斗
争加剧、腐化日增而没有加以抑制？或许是这样。至少可以以 １４ 世纪五六十
年代当一个庞大的特权统治阶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所可
能发生的事件为例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因地方自治而形成的全国四分五裂
的局面，确实给了那些地方大员们更接近财源的机会。
要将妥欢贴睦尔说成是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是很困难的。脱脱曾积极地设
法维持中央对全国资源及人事的控制权，当然部分地是通过印制越来越多的
没有任何财源为后盾的纸钞这样一种毫无前途的权宜办法，但这种通货膨胀
政策不能无限期地实行下去（事实上 １３５６ 年纸钞已毫不值钱并停止了流
通）。我们还可以说，由于脱脱杰出的个人才能，元朝才完整地存在了这样
长时间；脱脱的解职极不合时宜，在他离开后，中央集权的元朝统治也就不
复存在了。明朝开创者们从元末混乱局面中汲取的教训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
素。
然而，还应该回想一下 １４ 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个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
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的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
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免遭其中的
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 １４ 世纪中，至少有 ３６ 个冬天异常严寒，比
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①在黄河流域地区，水灾与旱灾在 １４ 世纪似乎
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得都要频繁。②１４ 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
瘟疫。③妥欢贴睦尔朝几乎年年有饥荒的记载，这些饥荒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政府要花大量钱财进行赈济。④自然灾害使众多的百姓背井离乡、陷于贫困，
酿成了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破坏全国的起义运动。
元末的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
有忽视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元朝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
是认真负责的、富有经验的。事实上，妥欢贴睦尔朝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
① 见＇274＇H。H。拉姆：《气候：过去、现在和未来》，第 2 卷，第 447 页。关于妥欢贴睦尔在位期间严寒气
候的详情，见＇653＇《元史》，卷 51，第 1097—1098 页。
② ＇57＇赵冈：《经济分析：中国历史中的人与土地》，第 203 页。
③ ＇653＇《元史》，卷 51，第 1111 页。
④ ＇653＇《元史》，卷 51，第 1109—1110 页。
更好？如此反复的自然灾害长期积累的后果，很有可能使任何一个政府都束
手无策。如果中国正常的年景多一些，元朝有可能比它实际存在的时间要长
得多。
对于元朝垮台的主要因素及一系列原因，将来肯定还要有长时间的研究
与争论。但我们也要记住，从任何意义上说，元朝在历史上都不是盲目力量
的牺牲者。１３６８ 年，元朝是被一个意识上极端、道德上激进的革命运动赶出
中国的。反抗者们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不懈的努
力。他们利用 １４ 世纪五六十年代元政府一切明显的弱点，从而使自己看到了
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的前景。元朝政府本身也曾有机会去获得这种远见，但
它却令人不解地没有这么做。如此看来，元朝的最终倒台是因为明朝的开创
者决意要它如此。
第八章
元代政府与社会
政 府
元代政府结构的形成发生在忽必烈（世祖，１２６０—１２９４ 年在位）统治期
间。尽管有元一代政府组成机构的功能与形成一直在变动之中，但忽必烈时
创建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基本组成因素一直保持到 １３６８ 年元朝结束。
在政府的创建中，忽必烈本人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为了创造一个反映
各种文化的官僚系统，他注意听取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畏兀儿人、吐蕃
佛教徒以及蒙古人的建议。元朝官僚机构所用的正式名称可能会导致这样的
结论：忽必烈不过是建立了一个近于纯汉化结构的政府。但实际上，元朝官
僚机构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因素相混合而组成的。即使是元朝官僚机
构中的“纯汉”因素，也能追溯到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以及汉人的
唐、宋各朝政府。
在忽必烈早期朝廷中影响最大的汉人是刘秉忠（１２１６—１２７４ 年）。刘秉
忠是禅宗佛教徒，是蒙古皇帝的心腹。在刘秉忠与王鹗（１１９０—１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