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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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经济史研究》，第 57—59 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第 68—69 页。
② ＇653＇《元史》，卷 23，第 520 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 118—120 页。元
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的比例论赏。为了稳定粮价，在各地建立了“常平仓”；从长江流域海运的
粮食额在 １３１０ 年则增加到 ２９３ 万石。③为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
是有限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员的员数和裁减了
各机构的冗员。④
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早在
忽必烈朝的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充分证明了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
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因而尚书省自始即遭受强烈反对。右丞相塔思不花
和御史台官员曾反对尚书省的设置。⑤海山的老侍从、右丞相亦纳脱脱以及出
身汉儒的官员敬俨、张养浩、高昉（１２６４—１３２８ 年）和御史台的官员都对尚
书省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①有些受命到尚书省任职的汉人官员拒绝履
任。②此外，尽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税收，纸钞的过量发行和盐引价格的
急剧提高，势必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物价涨幅更高。③
欲解决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势必大量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但是，
这不仅与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亦会引起贵族和官僚的强烈不满并遭到
他们的反对。海山为解决财政困难选择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
货膨胀方法实际上恶化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如何，改革并没有机
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 １６ 个月；海山于 １３１１ 年 １ 月去世，爱育黎
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③ ＇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 124 页。关于海运粮食，见＇774＇吴缉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④ ＇653＇《元史》，卷 23，第 511、520、522 页。
⑤ ＇653＇《元史》，卷 22，第 488 页；卷 23，第 513 页。
① ＇653＇《元史》，卷 23，第 518 页；卷 175，第 4091、4094 页；＇687＇《新元史》，卷 201，第 156 页。
② ＇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 12，第 146 页；＇653＇《元史》，卷 176，第 4168 页。
③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 403 页。
爱育黎拔力八达汗朝（仁宗），１３１１—１３２０ 年
早年的倾向
１３１１ 年 ４ 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
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 １３０７ 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
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
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
件。④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
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
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
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
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
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
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１２６４—１３３９
年）、王毅、王约（１２５２—１３３３ 年）、赵孟睿ǎ保玻担础保常玻病∧辏⑼踅幔ǎ保玻罚�
—１３３６ 年）、张养浩、尚野（１２４４—１３１９ 年）、姚燧（１２３８—１３１３ 年）和
萧■（１２４１—１３１８ 年）；艺术家有商琦和王振鹏；此外还有色目学者板勒纥
人察罕（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和畏兀儿散曲作家小云石海涯（贯
云石，１２８６—１３２４ 年）。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不仅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
中国绘画与书法，还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②在儒家政治学说的强烈
影响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反对海山所建尚书省的各项聚敛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兄长之间固然具有手足温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
妙关系。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实际上为他的兄长夺得了帝位，海山总是怀疑
他有自己篡夺帝位的图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弃
官而去，因为他被指控曾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
政治上不便为李孟辩护。①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地位考虑，东宫詹事丞王约不
断劝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让态度。②尽管如此，尚书省平章三宝奴和主要的宦官
李邦宁还曾建议以海山之子和世■（１３００—１３２９ 年）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的
皇太子位置。③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对他兄长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对这些
政策的反对直到他自己即位后才显示出来。
清洗
④ ＇653＇《元史》，卷 22，第 480 页；卷 24，第 536 页。
① ＇653＇《元史》，卷 175，第 4084 页。
② 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 24，第 535—536 页；＇557＇吉川幸次郎：《元
代诸帝的文学》，第 235—240 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 31—33 页；＇84＇窦
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 13—15 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 71—72 页。
① ＇653＇《元史》，卷 174，第 4087 页。
② ＇653＇《元史》，卷 178，第 4140 页。
③ ＇653＇《元史》，卷 138，第 3324 页；卷 204，第 4551 页。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兄长政策的反对和热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
他在即位前后很快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废除了兄长的绝大多数政策。１３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海山去世后仅三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
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④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
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
数裁减到 １２９３ 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
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⑤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中加强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
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师李孟和出身于显赫汉军世家的儒帅张珪
（１２６４—１３２７ 年）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给予他们管理政府的极大权力。爱
育黎拔力八达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时期的 １６ 位老臣召到京
城，包括著名学者李谦（１２３４—１３１２ 年）、郝天挺（１２６１—１３１７ 年）、程钜
夫（１２４９—１３１８ 年）和刘敏中（１２４３—１３１８ 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
职，其他人则成为顾问。①爱育黎拔力八达还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
和集贤院。②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
儒化的改革。
恢复科举考试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
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
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
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
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
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１３１１ 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
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③蒙古和色目职官
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
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
品官降为五品。④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
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
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
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①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
④ ＇653＇《元史》，卷 24，第 537 页。
⑤ ＇653＇《元史》，卷 24，第 545—546、549、552 页。
① ＇653＇《元史》，卷 24，第 537 页。
② ＇653＇《元史》，卷 24，第 545—548 页。
③ ＇653＇《元史》，卷 83，第 2061 页。
④ ＇653＇《元史》，卷 183，第 4220 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 53—54 页。
① 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
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 33—38 页；＇88＇狄百瑞：《理学和
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
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
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
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
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
形势发生了变化。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
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②此时因为理学
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
反对就被采纳了。
１３１３ 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
家的观点。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
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
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
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③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
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
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
划分，每等人 ７５ 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