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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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隙用重金贿赂宦官，徇私舞弊，暗中偷续膏油，以求命灯长明，好使罪犯逃避极刑制裁。
上行下效。李煜倡导崇佛，朝臣必然趋之若鹜，文武百官莫不以蔬食斋戒奉佛为荣。中书舍人张洎每见李煜，必论佛法；韩熙载长于属文，则专为寺院撰写碑文；就连惯于金戈铁马生涯的潭州节度使边镐，在征途中也念念不忘佛事，他以专车载佛，随时顶礼膜拜，人称之为“边罗汉”、“边菩萨”、“边和尚”。
李煜纵情声色，醉心佛事，萎靡不振，贻误朝政，激怒了朝臣中的一些忠君忧国之士，他们出于践行“文死谏”的悲壮信条，冒死上疏，直言不讳，竭力劝诫李煜迷途知返，亡羊补牢。
大理寺卿萧俨，是忠厚耿直的三朝元老，他在朝中一向以嫉恶如仇、刚直不阿著称，百官贵戚对他无不退避三舍。
当年，李在位时，专为宴饮酣歌，在宫中造了一座百尺楼。竣工之日，特邀群臣前去观光。在场者大都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称赞该楼建得美轮美奂，惟独萧俨一人在旁冷嘲热讽：“只可惜楼下少一口井！”
李不解，忙问缘由。萧俨答曰：“倘如增加一口井，百尺楼就可与安乐误国的陈后主那座景阳楼媲美了。”李听罢勃然大怒，遂将萧俨贬为舒州判官，逐出京师。后觉此举欠妥，又传旨将他召回。
如今，萧俨得知李煜怠于朝政，热衷声色，常与嫔妃对弈，便奋不顾身冲破禁内侍卫挡驾，径直闯宫闹殿。他见李煜棋兴正浓，漫不经心应付他的面奏，便一怒之下将棋盘掀翻。侍弈的嫔妃望着怒发冲冠的萧俨和满地滚动的黑白棋子，吓得魂不附体。李煜也尴尬困窘，不知所措。
经过暂短的僵持，李煜厉声责问：“萧卿如此大胆，难道要做今日魏征不成？”
萧俨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老朽固然不敢以魏征自诩，可陛下也并非唐太宗转世。”
李煜自知理亏，对这位开国老臣不便继续发作，只好忍气吞声，颓然收场。
歙州进士汪涣，鉴于李煜佞佛，僧尼惑众，民心涣散，国事昏暗，不顾此前曾有二臣犯颜直谏，落得一人流放、一人罢官的可怕下场，仗义执言，冒死上《谏事佛书》云：
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
李煜披阅汪涣这道充满逆耳之言的谏书，心中自然不快，他悻悻自语：“此又一敢死之士也。”但慑于朝野的舆论，李煜非但没敢治罪汪涣，反而将他提为校书郎。紓紟矠可是李煜佞佛并没因此收敛。
能容忍臣下上疏却不能从谏如流，似乎已成为李煜的顽症。他即位不久，句容（今江苏句容）县尉张泌有感国势江河日下，上疏奏请致治，要他仿效西汉文帝，“服勤政事，躬行俭约，思治平，举贤良”，并具体条陈十项“急务”：“一曰举简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责臣职，三曰明赏罚以彰劝善惩恶，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权，五曰询言行以择忠良，六曰均赋役以恤黎庶，七曰纳谏诤以容正直，八曰究毁誉以远谗佞，九曰节用以行克俭，十曰克己以固旧好。”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李煜：“审先代之治乱，考前载之褒贬，纤芥之恶必去，毫厘之善必为。”李煜览疏大喜，优诏慰答，可惜未能付诸实施。
在上疏的臣下当中，词章愤激，切中时弊，最令人振聋发聩而又最使李煜恼怒者，莫过于中书舍人潘佑。
潘佑长于翰墨，文采斐然，当朝的诏令文告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虽然深得李煜恩宠，但从不曲意逢迎。早在李煜身居东宫，开设崇文馆招贤纳士的时候，他就追随李煜舞文弄墨。有一年初春，正值红梅吐艳时节，李煜在澄心堂楼上读书，忽然闻到一股梅香。推窗下望
，见庭中花团锦簇，云蒸霞蔚，词兴油然而生，便传口信给潘佑，要他填词咏梅。凑巧，这时南唐所辖的淮南全境十四州刚刚割让给后周不久，举国忧愤，但朝中大臣都讳莫如深，生怕言语不慎，得罪李父子。而潘佑则无所顾忌，语义双关，填词讽谕，结尾的三句是：
楼上春寒山四面，
桃李不须夸烂漫，
已输了春风一半。
如今，潘佑看到南唐国力日益贫弱，李煜身边的近臣又多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便在短期之内，连上七道奏疏针砭时弊，始而指责文臣武将在国势危殆之时饱食终日，误国害民；进而指责李煜不能知人善任，误用平庸之辈；最后要求李煜亲忠疏奸，整肃纲纪，加强武备，取信国人。措辞尖刻，近乎不敬，甚至达到李煜不能容忍的程度。
潘佑呈上七道奏疏之后，见李煜仍无下文，又将辞呈送上，以挂冠归田、隐居山野相威胁。这次，李煜有了反应。他怕潘佑扩大事端，便顺水推舟，命潘佑羁留京师，专修国史。潘佑对此不甘罢休，又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将第八道奏疏呈上：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不出潘佑所料，这第八道奏疏果真使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当李煜怒气冲冲把这道奏疏交给近臣廷议时，殷崇义、张洎等心术不正的重臣落井下石，他们抓住潘佑奏疏中的“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等语句，放肆诬陷潘佑大逆不道，将李煜同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夏桀、商纣和东吴孙皓相提并论，并捏造潘佑怀有异心，图谋另事新主等罪名激怒李煜，从而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然而，李煜首先治罪的不是潘佑，而是执掌司农职务的卫尉卿李平。
李平被捕下狱，原因有二：一是他少入嵩山学道，深谙道教有关神仙修养之术，平日常讲仙人神鬼、方术符等玄妙妄诞之说，在信仰上与扬佛抑道的李煜背道而驰。喜爱老庄之学的潘佑，又偏偏与李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为莫逆之交。李平出山，系潘佑力荐。潘佑桀骜不驯，危言上疏，李煜便怀疑并归咎为李平煽动蛊惑，命大理寺先拿李平开刀。二是李平执掌“司农”之职，是由潘佑推荐。而李平又治农好古，他上任伊始，就按《周礼》复井田之制，造民籍，造牛籍。在他看来，要富国强兵，必先寓兵于农，依井田法按丁授田，依户征兵，为此要对黎民登记注册，是为造民籍。而要发展耕稼，又必须保护和繁殖耕牛，严禁随意宰杀买卖，为此对耕牛要登记注册，加强管理，是为造牛籍。上述措施，虽然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但是，却触犯和威胁豪强巨室兼并土地、逃避赋税等既得利益，因为按规定他们要退还兼并贫户的农田并补交巨额税款，故而激起他们的怨恨和报复。这些人为了确保私利，不惜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丧心病狂地诬陷李平，一心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李平蒙难不久，潘佑也身陷囹圄。在狱中，他思前想后，感慨万千。他尤其为李平受到株连而痛苦负疚，整天心烦意乱。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闷，他又乞灵于多年崇尚的老庄哲学，特别是庄周关于大千世界的“齐物论”说教。他似乎从自己的荣辱得失中体味到，在喜怒无常、翻云覆雨的君王身边，毫无正义和公道可言。李煜可以凭借手中的生杀予夺大权，时而恩宠，亲昵地唤他“潘卿”；时而加罪，凶狠地斥他为“乱臣”。在这个被强权扭曲的天地里，是与非、功与过、喜与忧，甚至生与死，所有的对立物都是混沌一片。人生在世，对功名利禄无须留恋，对坐牢杀头亦无须恐惧，凡事只要安时处顺，就能自我解脱，通达逍遥了。
潘佑想到这里，顿觉六合浩瀚，豁然开朗，情不自禁地背诵起自己的一篇得意旧作——《赠别》：
庄周有言：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仆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岁至百岁，自少得壮，自壮得老，岁运之来，不可却也。此所谓得之者时也。失之者亦如一岁至百岁，暮则失早，今则失昔，壮则失少，老则失壮，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谓失之者顺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达者知我无奈物何，物亦无奈我何也。其视天下之事，如奔车之历蚁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
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为中国。其间含齿戴发、食粟衣帛者是为人，刚柔动植、林林而无穷者是为物。以声相命是为名，倍物相聚是为利，汇首而芸芸是为事。事往而记于心，为喜，为悲，为怨，为恩。其名虽众实一：心之变也。始则无物，终复何有？而于是强分彼我。彼谓我为彼，我亦谓彼为彼；彼自谓为我，我亦自谓为我；终不知孰为彼耶？孰为我耶？
而世方徇欲嗜利，系心于物，局促若辕下驹。安得如列御寇、庄周者，焚天下之辕，释天下之驹，浩浩乎复归于无物欤？
潘佑默诵完这篇文字，又闭目沉思良久。然后，他从容提笔留下一纸遗书，便安然自若悬梁自尽了。噩耗传出，隐居庐山的处士刘洞扼腕叹息，并作诗悼念：“翻忆潘朗章奏内，阴阴日暮好沾巾。”预感凶多吉少的李平，则因承受不起精神上的苦痛压抑，紧步潘佑的后尘，缢死狱中。純紜矠
李煜堵塞言路，拒谏饰非，枉杀忠臣，虽然落得耳畔清静，可是这却把他推上了自毁社稷的险路，迫使一些忠义有为之臣与他貌合神离，甚至分道扬镳了。
韩熙载是个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老臣，美中不足的是，他自青年时代起就生活放荡，落拓不羁。他在府内收养数十名色艺兼备的歌伎，长夜宴饮歌舞。平日对这些歌伎又娇纵惯养，管束不严，默许她们在府第临街一面的墙壁上，开设许多横窗，外罩一层稀疏丝网，便于探视府外景物。开始，这些歌伎还算规矩，个个默不作声，悄然向外窥望；久之便大胆试探，公然揭开丝网购买瓜果点心和女红用品；最后竟敢为所欲为，与外人相互调笑馈赠。时人遂将韩府这些临街横窗，讥之为“自在窗”。純紝矠尤为荒唐出格的是，他竟能容忍这些歌伎同府内男客杂居厮混，唱和“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索衣裳”之类轻佻的调情诗。
早在潘佑、李平冤案发生之前，老谋深算的韩熙载就觉察到李煜刚愎自用的顽症和君臣共事的艰难。当他从同僚口中隐约得知李煜屡欲拜他为相，便在生活上愈加放纵不拘。除了终日狂饮酣歌之外，又同门生舒雅在府内大搞恶作剧：他身着弊衣，脚蹬破屦，扮作瞽者操琴卖艺，令舒雅在旁执板伴奏，到歌伎住处沿门乞讨，闹得府内乌烟瘴气。純紟矠他却心安理得地对亲信说：“我之所以狎伎自污，就是拒任宰相，免得在国事纷乱时操治不力，为人留下与误国君主同流合污的口实，成为贻笑千古的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