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政治经济学-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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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方式而与这门科学的原理相抵触；尽管我们必然都对人类的糊涂感到惋惜，这种糊涂使人类在多次受骗上当后，仍然拒绝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仍然信任那些从来就不值得信任的人和物。我在一切场合下都不打算详细研究社会法规的影响，因而我不准备说明在这个国家中导致纸币被误用的一些条件。然而我完全同意斯密博士如下的一段话，“私人银行和地方银行以及它们的钞票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这是经由对比而作出的和立法机关的纸币的区别，它们具有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危险。”根据英国、俄国、奥地利、法国、丹麦和瑞典等国政府的行为，十分清楚，国家的和政府的纸币（在斯托契先生的书中，曾对此类纸币作了公正的和并非反对的解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政府没有发往市场的在途商品，这种商品乃是一切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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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第八章
的自然担保；人们不能强制政府进行支付，并且政府不具备个人才具备的那种信用估计，而有关这方面的了解是给予政府以信贷的、唯一的可靠依据。
最近出现了许多反对地方银行家的议论，我承认他们理应受到这些责难；但是，任何人只要是适当考虑了近５０年来商业的巨大发展和对钞票的巨大需求（尽管由于英国的政治情况，致使银行家获取了巨额利润）
，就会为银行家的作用找到无数理由，他们的作用是其他种类的商人所无法完成的，何况那些其他种类的商人也由于他们纸币的流通而造成了同样的灾祸。银行业务——或者至少钞票的发行——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从事此项工作的诱惑又十分巨大，人们对经营此项工作的正确方法还一无所知。姑且不论人们在反对地方银行家方面有些什么议论，他们毕竟远远没有滥发钞票。例如，议会的文件证实，自从１７９２年以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量已经增加了两倍，而地方银行在１８２５年末最近那次大波动以前，其钞票发行量比１８１４年减少了７００万英镑，比１８０７年减少了４００万英镑。
①只有巨大的权力才能造成巨大的灾祸，如果那次大波动和随后的灾祸——它们是如此巨大和范围广泛——在任何程度上确是纸币造成的话，则只有英格兰银行——该行的确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改变了它的六分之一的钞票发行量——才具有造成这些灾祸的巨大权力。不论议会在１８２６年通过的、停止发行面额一英镑和两英镑钞票的几项法案——因为坎宁先生荒谬地假设，地方银行家们僭取
①见《爱丁堡评论》，第８７期，“商业大波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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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７９１
了君主铸造货币的特权——的真正目的何在，它们的后果却是损害了地方银行和当地银行（它们是最好的一类银行）
，并且增大了英格兰银行的权力，该行已经造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灾祸。部长们承认，那些法案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直接违犯；并且由于英格兰银行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那些法案增加了它以前就对国家货币所拥有的权力。通过在货币上做手脚，政府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祸，人们对这一增加的权力所能预见的；除了是增加的灾祸外，不会有任何其它东西。
①
毫无疑问，发行钞票和银行的工作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原则行事，以便使之成为有利；但是详细阐明这些原则是研究银行经营和管理方法者的任务。既然金属货币的价值和数量受着自然条件的调节，既然必需的纸币数量取决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因而有理由认为，发行货币的全部工作的一切细微末节都受到起调节作用的自然条件的支配，不论这些自然条件是否已在理论上为人们所认识，其中有许多已被人
①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行为——他们这次背离了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原则，而他们的声望却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现在正使他们自食其果。由于损害了地方银行的钞票，他们增添了普遍的贫困，降低了价格，并且增加了他们在修正谷物法时——他们已保证要继续做下去——必然会在任何时候都将碰到的困难。
一方面，由于增加了贫困，他们使制造商的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具有了额外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流通媒体的数量并从而使谷物价格下降，他们使所有的农民和所有的地主感到惊慌（后者将因此而损失一定的收入）
，他们激起了对改变谷物法的后果如此巨大的恐惧和反对，致使人们怀疑他们是否能把他们的拙劣而又无生命力的议案贯彻到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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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据以行事。例如，无庸怀疑，存在着这样一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用纸币代替铸币就将变得不利。某些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士已经声称，一英镑即超过了这一界限；虽然这一原则既未在科学上、也未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但是已被作为立法的根据。然而，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银行工作以及发行钞票乃一纯属私人的事务，它并不比造纸工作更需要多管闲事的政治家来进行管理。事实上，立法者对货币的粗暴干预（他们的自称是英明的法令，实际上是他们的诡计和欺诈）
乃是我们在上个世纪中因金属货币和纸币价值的变动而遭受的一切不幸的起因；除了听任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工作在自然条件的起调节作用的影响下寻求其适合的方针和恰当的水平而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解救人类免受像最近折磨着欧洲一切国家那样的价格极度波动。
其议案不会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
为了使乡绅们同意对谷物法的令人满意的修改，谷物价格应该高，这是必不可少的事，否则在现行法律下，他们就会受到外国谷物泛滥市场的威胁；但是这种已经开始存在的强制性前提却由于对地方银行家的反自由主义的议案而部分地消失了，因此，这种情况为那些早先就憎恨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人们提供了反对他们的理由，并且具有破坏他们的声望和毁坏他们的名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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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价格
货币价格与自然价格之间的区别，以及自然价格与社会价格之间的区别。关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价格上升的见解，论述和检验。它并非斯密博士的见解。谷物是一被生产的物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获得谷物所必需的劳动并未增加。随着我们人口的增殖，小麦的价格并未上涨。小麦价格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中低于在其它的国家中。需求和供应对自然价格和对货币价格的影响。货币价格调节着消费并指出最有利的生产。
根据我在上一章有关货币的论述，读者当能理解，当把“货币价格”
这一术语应用于任何商品时，它只是表示在任何给定时刻存在于该商品与铸币中所含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之间的自然关系，当使用钞票时，只要它随时都能兑换贵金属，这种关系就保持不变。反之，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表示当人们生产任何商品时，大自然要求人们付出的全部劳动量，和一切其它商品一样，货币的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也取决于为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在过去，大自然除了劳动以外什么也不需要，现在，它需要的仅仅是劳动，而在将来的一切时间，它仍然只需要劳动。在和大自然打交道时，劳动曾是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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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第九章
货币，劳动在现在和将来仍将是唯一的购买货币。还存在着我将名之为社会价格的另一种价格，它是被社会法规提高了的自然价格。不论生产任何商品必需的劳动量是多少，在现今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者永远必需付出远远多于从大自然获得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才能得到和占有该商品。对劳动者而言，这样被增加了的自然价格就是社会价格。为了理解调节着各国财富增加的自然规律并正确评估阻碍其增加的原因，我们必须永远看到自然价格和社会价格之间的差异。
①但是，我将完全不考虑社会价格而把我的评论局限于自然价格；倘若不是现在流行着这样一种理论，它假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价格必然上升，并以此作为其依据的话，我连自然价格也不会提到的。
李嘉图先生——这一学说的著名支持者——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所需要的、增加的食物数量将以越来越多的。。。。。。。。。。。。。。。。。。
①下面从图克先生《论价格》一书中摘引的几段话以鲜明的观点对自然价格和社会价格作出了区分；虽然他提到的一些政治障碍比通常的障碍更为严重，但是某些这类障碍的确在一切时间和地点都能见到，它们使所有的社会价格都远远高于自然价格。
图克先生说，“在最近的这次战争期间，某些绸经由法国运到英国，从意大利到勒阿弗尔的运费和过境税每梱绸（净重２４０磅）将近１００英镑（不包括从勒阿弗尔到英国的运费和保险费）。从意大利运出的全部运费和保险费现在不超过每梱绸６英镑。”
“一条略大于１００吨的船只仅仅从加来到伦敦往返一次的运费和办理法国特许证的费用据悉已达５万英镑。
这使得蓝靛染料的运费部分达到每磅４先令６便士，而蓝靛现在每磅约１便士。“
“一条船从波尔多至伦敦往返一次的全部运输和装备的费用不到４００英镑，但要付出的总费用却高达８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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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消耗而获得。“但是斯密博士说，”逐步降低几乎一切制。。。。。。。
造业产品的实际（自然）价格，乃是生产改进的自然结果。“。。
我已经努力证明了扩大的劳动分工和增多的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李嘉图先生自己也说，这种“越来越多的劳动消耗幸亏由于下述事实而得以制止，即：每隔一定时间出现的、与生产生活必需品有关的机器的改进以及农业科学中的发现，它们使我们得以省却原先需要的一部分劳动。”
假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确产生了使我们要不断求助于越来越欠肥沃的土地的必要性，尽管我们对是什么构成了肥沃土地全然无知（当我们知道如何利用地力时，土地就是肥沃的，而当我们不知道调节着植物生长的规律时，土地就是贫瘠的）
；然而十分清楚并且也众所公认的是，存在着无数能补偿日趋下降的土地肥力的条件。因而同样十分清楚的是，要想弄清下述问题，即：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那些相对立的条件是正好彼此相抵消了，抑或随着人类的繁殖，为获得必要的食品供应而消耗的劳动是更少了还是更多了，需要进行广泛的
“为了躲避或排除对方的法令所造成的障碍，英国投机者在创造力和进取心方面也想出了一些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它已被大规模地采用）
恃别值得一提，以便引人注目地说明旨在增加消费者费用的那些障碍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几条装载食糖、咖啡、烟草、棉纱和其它贵重商品的船只由英国以极高的运费和保险费驶往萨洛尼卡，船上货物在该处卸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