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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张学良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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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6月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30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18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215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3页)。

6月4日清晨,5时23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200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6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17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21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

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3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12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21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年》,第22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与军部疏远了。1929年7月1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1932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第五卷第41页)

1946年7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了15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1939年6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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