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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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而得罪了王明呢？王有权势，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一言九鼎，挟洋自重。他建议把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经国不服，向苏联党政机关申诉，名义上，念他身体太坏，骨子里，斯大林怕轻易失掉这颗棋子，改派到莫斯科附近一个农庄，插队做农民去了。
注释：＇1＇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ersonal Account，Kansa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1971；P119。
＇2＇同＇1＇。
＇3＇同＇1＇。
＇4＇同＇1＇。
＇5＇同＇1＇。
＇6＇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合北三民书局出版。
＇7＇斯大林以对日参战为饵，要挟罗斯福签《雅尔塔协定》，牺牲中国东北的权益。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9＇同＇1＇。
＇10＇同＇8＇。
＇11＇同＇8＇。
＇12＇洛克菲勒的全名是Nelson Rockfeller。
…………
5主席·技师·厂长
一九三一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主要是人谋不臧，是斯大林加速集体化，“在农村中开辟广阔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的结果。农民农奴化，抵制反抗的情绪，于焉滋长，举国饥荒，惨到人食人的境地。＇1＇
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无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即使有再多的卢布，亦徒劳无功。
是否因为经济的条件，还是王明的打击报复，非送经国到农村去体验集体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一家之言，没有别的有一力资料，足以反证。
无沦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化、罗曼主义化的经国，再没有比这个考验，更具挑战性了。
大政治环境、反托斗争、全面清党，正进行的如火如茶。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送去阿拉木图（Alma…Ata）充军；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前“孙大”校长）等党政要人，受到整肃；到过中国的越飞自杀。
经国能免于托派的株连，已属万幸。新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比起那些煊赫一时的大人物，他又算什么呢？在党里，个人生命，属于组织，服从组织，是党员的天职。
想到这一层，他又很坦然，主要是他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余地。带着简单的行李，向农村报到去了。
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离市中心并不远，但它是农村，且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这和他过去历次参观过的集体农庄，有机械操作，农民住洋房的“样板”，简直象从天堂跌到地狱那般差异。
苏联人的排外情绪，并未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个事实，托洛茨基都承认过。＇2＇莫斯科的平民如此，毫无知识的农民，亦复如此。经国说他们不讲道理。“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3＇
不讲道理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优越感，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他们奇怪，怎么会来个插队的矮小中国人？至于为什么？尼古拉同志什么出身来历？没有人有兴趣，经国不会去说它，说了也白费气力。
忍耐恐怕是经国唯一的武器，迫不得已，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情绪、骄傲，隐藏起来，用行动表
现做农民的朋友。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茅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4＇。
没有住处，睡到“教堂车房里”的经国，是他献身苏维埃祖国的第一课。“劳其筋骨”，斯大林好象颇懂中国孟轲的大道理。
沙弗亚老农妇的慈爱，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相信，这是经国第一次感到人性光辉的温暖时刻。沙弗亚终于成了他的好朋友，那草屋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向村中顽固派的领袖，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他的结论：“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
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果然，经国的处境大变，他的领袖气质，使他免于劳力之苦，放弃耕种，专职为农民接洽土地贷款，购置农具等任务，且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
苏维埃农民，本质上，和中国农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农民，纯朴忠厚的性格，有其共同之处。唱高调、喊主义，没有用的。只有行动实践，才能赢取信任。
真实体验中，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劳改期满，当他离开石可夫时，当地农民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离别场面，生动感人，更富戏剧性。他写着：
“草屋门外面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5＇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妇，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到村庄来，探望这位老妇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着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6＇调子凄惋，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难之交，超过手足。可惜，火灾遇难，他买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里，为他做了坟。
他自己节节高升，的表管理当局参加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和工人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工资问题，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工作，为五年经济计划的推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Heavy fn…Dustry Daily）的主编。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药，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妇，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9＇，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妇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10＇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