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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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整，官方看到情势有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危险，乐于宣布戒严，并用水龙头冲击人群，暂时获得安静。
但一小时后，使馆再度被围，七点四十分，暴民冲过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使馆内室，作彻底的破坏。其中，且有人持器具将使馆的保险柜打开，取走大批秘密档案文件。当然，那就远非一般老百姓的杰作了。
群众一面围攻大使馆，一面进军设在中山堂前的美国新闻处和设在台糖大楼内的美军协防司令部。及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起美国新闻处对面的台北市警察局来。魏大刚有如下的记叙：
“晚七时整，台湾卫戍部正式宣布戒严，一批批武装部队开到协防司令部门前和新闻处门前，这时不知什么人说警局逮捕了人，于是有人冲进警局。最初警局用好话劝阻包围的人们，请他们让开些，并请派代表进来看看有没有人被逮捕。但包围者坚决不肯退却，不久有人在警局车房放火烧车，同时一群学生冲进了二楼，于是枪声响了，演成一幕混战场面，结果是有十个骚动分子受伤，一个死亡，警察方面，也有五六人受伤。”＇23＇
事情演变到围攻台北警察局的阶段，警局内门窗、办公桌椅，遭到无情捣毁，瓦斯、枪、催泪弹同时并用，警察民众，互有伤亡，一这给当局发出强有力的讯号：（1）仇外情绪转嫁到警察身上，暴动的性质，发生变化。（2）除非立即获得控制，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因而动摇。有关方面乃紧急下令各广播电台，停止一切对刘自然同情的文稿的播送与报导，改以严肃的语气，呼吁群众，保持冷静。
蒋先生得到事态严重的报告，大为震怒，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同时调动武装部队，进驻台北市区，执行戒严宵禁，以期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深夜十一点，情势始受控制。
出事当天，蓝钦大使在香港度假，闻讯于五点四十的赶回台北，即驱车到博爱路的外交部，访问叶公超部长，面提严重抗议，并由叶陪同，巡视已满目疮痍的劫后使馆。
当局的一时孟浪，致死一人，＇24＇伤三十八人。美国使馆和台北市警局被毁的财物，官方虽未公布统计数字，当在美金五万之间。第二天，俞鸿钧内阁总辞，为他代罪的除黄（珍吾）、刘（炜）、乐（干）等人，《联合报》的记者林振霆，迄今犹囚绿岛。
五月二十六日，蒋先生接见蓝钦，表示陪礼道歉，事情于是告一段落。但华府的善后，就够董显光大使辛苦的了。
华府官方的反应，先是“惊愕”，包括拿人手软的游说团要角诺兰、勃里奇、周以德等在内，接着有裁减顾问团人数之议。
民间的反应，那就没有官员们理性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的一篇社论，写得文情并茂，足资反映当时的美国民情。部分摘录如下：
“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Q' 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谋如此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 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
埃德蒙·克拉布（O，Edmond Cluhb），曾驻华十八年的外交官，以《梦幻的破落》为题，予以抨击。他说：
“我们要求赔偿，那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台湾政策’了。下列难题，势必被迫找到答案：
（1） 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否已到严重的关头？
（2） 失去中国，难道我们又受到‘失去台湾’的咸胁吗？
（3）我们的对台政策又遭到挫折吗？”
克拉布又说：
“自我欺骗，是我们对台政策一贯的支柱，那种方法，已经失灵。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受骗。现在，我们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台湾的将来，和调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是我们当前的课题。现在，我们了解甚至我们的盟友并不接受我们的教条．我们将被迫在台湾问题上，和日本、印度、英国持相同的看法。最近台北发生的事强调一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已为时无多。”＇27＇
美国的舆论走向，客观地说，是一边倒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苛刻指责，它们只知道盛气凌人，片面强调美国的法律尊严，而疏忽了“中国人的反应”。唯独殷海光教授《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一文，哲理与事实兼顾，公正与客观并重。下面一段话，最发人深省。
“近若干年来，许多有醒觉的中国人对美国一直寄予向往之情。他们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象征。这些中国人把美国估计得很高。他们热心地期待美国领导。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干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还不是靠钱势压人？
雷案判决结果如此，照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错。现在美国官方又拿因雷案而引起的外交局面抹煞了原有的问题。这在中国一般人看来是错上加错。
可是，在美国一般人看来，你们中国人‘以怨报德’。我们美国人对你们这样好。你们仅仅因着雷案没有依照你们的法律观念判决，你们就翻脸不认朋友，捣毁我们的大使馆，撕毁我们的国旗，殴打我们的人。我们美国在国外驻军达二十三国之多。假若每一个国家象自由中国这样，那怎么得了？”＇28＇
台湾的辩解，声言“自发自动”。经国在事件前后，则从未露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明，说“不似一无组织的行动”，可慌了蒋先生的手脚。据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先生肝火大动，经国因而受到杖责。用常理推断，很可能是事实，在苦无证据的情况下，又只好姑妄听之。
很多人，为经国辩解，那位想做吴凤第二的丁中江就这么说着：
“对于这种难找证据的疑案，我以为从常识上加以判断，不管蒋经国个人心理上有没有存在着‘不喜欢美国’的因素，但他决不会愚蠢的来制造这么一个事件，一个儿子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的，决不至会做些替父亲找很大麻烦，让父亲向人道歉赔不是的事，除非是一个‘糊涂虫！’
经国当然不是个‘糊涂虫’，丁中江承认，为了‘军中政工’，‘构成他（蒋）和美国不愉快的主要因素。’”＇29＇
卜少夫把他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勇士阿齐里士”，“承受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和热箭”。说“经国目前处境之恶劣，并不下于大陆撤退前夕”。＇30＇
至于何事“恶劣”，少夫做了自我回答。他说是“美国人士天真地误解”。六月九日，香港新闻、文化界应邀访台，＇31＇是台湾展开舆论攻势，纠正雷案不良影响的政府行为。美国方面，除了道歉、赔偿，则无能为力。但是经国因而连续六年，隐藏在幕后，好象被人遗忘了似的，他的行迹暂时从报章杂志上消失，拒绝记者访问报导，很少出现公开场合。官职是“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荣民修筑全长三百四十八公里的横贯公路（主线加支线），经常奔走于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做开路英雄。
经国计算着，只有借飞逝的岁月，冲淡友邦对他的“误解”，以“沉默是金，消弭外间的蜚言”。反正，美国人是健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快下台了，时间在经国这一边，耐心等待．定有云开日出．胜利在望的一天。
辅导会的工作，首创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经国先是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翌年六月真除。曾有人建议：“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回答道：“我们要讨谁的好？今天我们一切工作、服务，难道说都是为了讨好？”
这位仁兄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可以说，是其政治敏感性不够，不了解经国的处境和心思。倒是经国自己说出来了：辅导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
又是美军顾问团的建议，国军士兵的年龄普遍偏高，被中共讽刺为“胡子兵”，与真相大致符合。为了提高战力，华盛顿掏腰包，强迫蒋先生实施国军汰旧换新计划，以充员兵代替大陆抵台的职业士兵。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主要是这批人长年置身军伍，一则离乡背井，孤苦无依；一则出操上课，谋生乏术。假如无适当安置，将会产生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军心士气。
经国勇敢地负起这个责任，自比“第三兵团”。除了“政治”，且有“良心”和“道义”的责任。他说：“我们同是生长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多难的国家中，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对荣民是以感情、道义去服务，不是讲恩赐。”＇32＇
基隆一位上年纪的荣民，曾老泪纵横地告诉经国：“你在江西当专员，我已开始当兵。”九十岁的沈治平，双眼失明，要求经国：“能不能找个好医生让我双目复明。”年轻军官王国英，两腿被炮弹炸断，经国去宜兰荣家访问，他说：“对不起，我没腿，站不起来。”＇33＇
我们要承认，辅导荣民的工作，在当时台湾的官僚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