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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7章

小说: 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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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19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18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1956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100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Sterben, ach sterben 
  Soll ich allein!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allein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1957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1957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1980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4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70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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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2003年9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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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9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1949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B.Isaacs)。他把《贵族之家》译成《A Nest of the Gentry》。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to Lavretsky? and Liza?” 
  …… What were they both thinking, what were they feeling? Who can know? Who can say? There are such moments in life, such feeling……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2001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比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令我着迷,沉醉。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进一步为我开启了艺术王国的大门。作为一种副产品,它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3)   
  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拜这些高水准的插图。 
  不久,我开始迷上了英文诗和德文诗。尤其是雪莱的名句,千古绝唱: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如果冬天来了,那末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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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Lesson One),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41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给了我不少的感叹号和惊叹号。 
  幸好,我是在这些优秀的影片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长大的,那是什么结果呢?我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是的,苏联电影有力地塑造了我,苏联电影教给我的东西是全面的。对我的成长,这些优秀影片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营养了我,壮大了我。避开或跳过这些影片来谈我6年的北大生活是个严重残缺。 
  看这些电影的地点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地点很重要。如果在南昌,效果会很不相同。恰如同是一块奶油蛋糕,如果你站在杂乱的菜场吃和在巴黎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屋去品尝,味道会截然不同。 
  这些影片的“美的构成”(包括背景音乐和插曲)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10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8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9、第10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2001年我第二次造访俄罗斯。我曾打算去寻找一些大导演和功勋演员的墓地。后来放弃了计划。因为他们的影片就是永久性的纪念碑。它们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和生活教科书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墓地才是最好的,风雨岁月无法剥蚀它。 
  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在许多地方是个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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