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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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觉醒（1）
在当年政治运动不断，到处是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大环境下，内心有诗的萌芽和冲动，真是谈何容易！那是扑灭诗的年代。
其实，我所理解的诗是广义的，不限于唐诗，不限于雪莱、歌德、海涅和普希金。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公式便是宇宙间第一等诗。当然还有“地质学诗”。
２０世纪初，德国人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不是“地质学诗”是什么？它若不能惊风雨、泣鬼神，还有哪首诗能？！
反右后北大令人窒息、压抑的环境使我胸中有一团悲愤、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可以接纳“世界诗”的高古、苍劲、荒寒；开始把人生世界的结构看成是诗意结构。
汉代和魏晋悲怨诗特别能在我心中激起共鸣。我尤其害怕又偏爱那些触及人生、世界本质的诗。
一旦当它们同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数学物理公式相碰撞、交汇在一起，我就想哭。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颇有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的况味。我说过，大学６年，我是在心泪中长大的。
眼泪不会催人成长；只有心泪才有这种作用和功能。司马迁说：“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中国古诗词最精华的部分都是诗人心泪的结晶。先要诗人自己哭，然后才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我觉醒到这一层，我便宣告自己开始挣脱了平庸。
北大校园内外环境（包括圆明园废墟、西郊荒野、香山一带）特别有助于一个人的诗意觉醒或诗境的营构。上海就少有这种氛围。
有时候，我会在一个星期天独自一人步行去香山卧佛寺一带，去体验“清心听镝”的出世境界。
我承认，在我内心深处，当时已经有了出世的萌芽。这粒种子也是在北大撒下的。入世是种引力，出世是种斥力，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同时作用在我身上才决定了我生命运行的轨迹。在这方面，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和苏东坡给了我深刻影响。
我只有既入世又出世才能真实、合情合理地活在这个世上。这是一种生存方式。
白居易和王维好佛习禅作为“独善”之道既促进了我的诗意觉醒，也加强了我内心的“中国哲学情结”。——这情结来自活下去的迫切需要。
还是在学生时代，我就给中国古诗词下了一个定义：带浓烈感情的中国哲学。直到今天，我依然同白居易的这种想法完全共鸣：“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中国古诗词达到的艺术、哲学高度决不在西方诗歌之下，而在它们之上。这我有点发言权。我读过许多原汁原味的德文诗和英文诗。
自１９５８年开始，我自己也写点诗，但随写随毁，怕政治运动一来，无限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因为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这就是当年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我就是在这种极左环境中长大的。不容易。当然，其中打手和恶棍也大有人在。今天，夜深人静，明月当空，他们忏悔过吗？
当年的我，在日夜围剿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片火海中，居然有诗的觉醒，偷偷地带着海涅的一本诗集，在香山一带漫游，或是夹着李白的作品，去吟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再就是琢磨“处世若大梦”这个人生哲学命题。
我说过，诗的极至是哲学，恰如音乐的极至是哲理诗。
对于我，当年诗意的觉醒其实是哲学的觉醒。只有哲理诗才能唤醒我。
海涅（1797…1856），是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这张画像是《海涅全集》中的插图。
在学校，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跑到林书闵老师家去听唱片。因为他家有不少根据海涅的诗谱成的艺术歌曲。
初夏之交，我常常夹着他的诗集到圆明园和香山一带去漫游。看到紫罗兰或是野玫瑰、“勿忘我”，便随手采摘一朵，夹在诗集里。至今这些枯萎了四十多年的植物标本还躺在我的藏书中。它们成了我当年浪漫情调和诗意觉醒的见证。很遗憾，当年我身边没有女人，没有恋爱的对象。手上有刚采集到的“勿忘我”或紫罗兰（我非常喜欢紫色，因为它有种淡淡哀愁、忧伤的情调，惹人疼爱），就是没有赠送的对象，完全辜负了北大这个恋爱最理想的地方。上海吗？今天的上海没有圆明园和香山，只有茶坊和咖啡屋。咖啡屋里的恋爱质量和级别怎能同圆明园和香山的“荒野场”相比呢？
德国著名诗人乌兰德（L。Uhland， 1787…1862）。他的许多诗被德国作曲家谱成了曲子，非常优美、动人。
这是我在1958年变卖戒指和手表买来的《乌兰德文集》四卷的扉页，莱比锡，1910年版。今天，它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这是《乌兰德文集》四卷第一册的价钱。2元印有中国书店（东）的字样。（东）指“东安市场”。北大6年，我同这家旧书店经常打交道。只要卖掉了衣物必来此淘旧书。今天我把当年淘旧书的狂热转化成了写书的热情。
这是《海涅全集》（12卷）第10卷的扉页。
这是我典衣买下的第一批旧书。地点在东安市场。原书主人是上海的魏钟，估计也是从上海旧书店购来的，因为他准确写下了购书日期1945年12月22日。也许魏钟先生今天还健在。
不知为什么，这套古色古香的《海涅全集》（德文原版）转辗到了北京？最后到我手中。
诗的觉醒（2）
海涅是德国伟大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被谱成了曲子，广为流传，具有双重的美。很遗憾，中国读书界远没有品尝到海涅诗歌的美。因为严格来说，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不是译者水平不高，是因为任何翻译都会把原诗的味道（原汁原味）丢掉70％，最后只剩下30％。
不仅是海涅，其他西方诗人的作品一经翻译都是这种命运。
读了大量德、英文诗歌，是我6年大学的成绩之一。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
“文”这个汉字
今天我才明白，大学６年，我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努力涉猎数理学科，寻找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字作推广。
试图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作推广，是我在北大养成的思路或思维方式。这对我一生是决定性的。
原来对“文”这个汉字的认识和理解几乎耗费了我四十多年的时间，这已是我一生。
今天我才明白，我对这个汉字的全部涵义的漫长把握过程，也是我一生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把这个汉字的不同侧面和层面识读了，把握了，我才宣告我成熟了！
我一再说，我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事物，其实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比如关于光的本质。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思想家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当然还有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文”是什么，其实也是个谜。因为它涉及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质。这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当然，乍一看，谁都知道“文”这个汉字指什么：
文章，文科，语文，国文，重理轻文，文科和理科，文字，文人，诗文，文坛，文风，文法，文笔，文体，文思，文盲，文句，文采……
对“文”字作上述理解对吗？当然不错。中国古人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
不过，这些看法有一个弊病：把“文”字作了狭义的理解。这样一来，文科、理科便截然分家了，以至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算学理工科的中学生或已经是理工科大学的学生更产生了偏见或错觉，以为语文（语言文字）同自己无关或关系不大。写信时即便文字不通顺也无妨：“因为我不是学文的！”
这是一大错误！错在三处：
第一，“文”这个汉字应作广义理解，而不是狭义理解。
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有这样的说法：天文地文人文。按我的理解，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比如进化论）也叫“文”。因为“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当我们对“文”或“诗文”作广义理解的时候，文理科便宣告统一了。中国古人言：“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如果我们把此处狭隘意义上的“文章”作广义的理解，那么，我们便把文理科统一了起来，顿时一个广大的统一世界即霍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开普勒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哈勃宇宙膨胀定律都成了天文学的诗；数学定律也是一首数学诗，英文叫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ｏｅｍ。
杰出的文学大师，不仅指屈原、李白、杜甫和韩愈等人，也可以是欧几里得、牛顿、欧拉、高斯、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出自他们笔下的气势浩瀚、文采焕发的论著同样是“不朽之盛事”。也许它们更有资格被称之为“天地之圣文”。因为“文者，道之所寓也”；“文以载道”。
数学物理公式之所以有一种神性，就是因为有大道在里面。别的不说，初中几何课本上的圆周长公式便是一首千古绝唱。明代方孝孺说：“诗之道，大则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
第二，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有许多品种，汉语、英语、法文……是一种语言；音乐、绘画、建筑、雕塑、舞蹈……也是语言；数学同样是语言。
第三，对语言的类型、要素、结构和意义的思索是一门大学问。当今西方有门叫“语言哲学”的学问便是这一思索的结果。这门学问还研究“语言与真理”，“语言与意识”这些课题。
语言和思维存在着紧密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借助于语言文字（语文）进行思维的。没有语言，思维、观念便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年我在北大读书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如果一个人在讲话、书写的时候，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词不达意，到处是文法错误，那么，你能相信他会写出一篇优秀的物理论文吗？你能相信他对该课题有很深刻和透彻的把握吗？
再比如物理学家是这样用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来表述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不能创造，也不能使它消失；其总能量是恒定的。
在我看来，该定律的表述才是“明天地之理”的诗文，也是天地的至文。物理学家如果对物理现象没有妙悟，他能写下这条定律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他的语文水平很差，他能用如此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表述该定律吗？
所以语文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我们人类，没有语文，世界也就消失了，至少是混乱了。
当时我把“文”这个汉字作一推广是较模糊的，也是无意识的。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文”这个汉字应当且必须涵盖文科和理科。只有这样才是天地的至文。
原来，我一辈子都在同广义的语文打交道。学好它，成了我的人生使命。语言文字是我的归宿，我的家。没有语言文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语文范围，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范围。我的语文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而我的语文的“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