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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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早春，我意识到，大自然像人。量一量她的脚趾，便等于量了她的全身。光速是她的一个脚趾量度，普朗克常数是另一个，当然还有万有引力常数和电子电荷……
一个星期天的黄昏落日，趁着周遭一缕缕薄暮，我在香山写下了这样几行：宇宙永恒法则的象征宛如庄严而静穆的顶峰我坐忘于山前在黄昏的暮色苍茫中同你的存在融为一统于是从灵魂的山谷升腾起一种敬畏一种天地有大美而绝言的朦胧这便是当年的我，一个文科五年级学生对一些基本物理常数的感受和领悟。
记得我写下这几行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在恸哭。因为“至道绝言”，“得意忘言”，我只好以哭代言。
分享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感受一次世界体育锦标大赛的胜利……都会流出泪水。
流泪同说话一样，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而且往往还是一种最高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胜过语言。
第４，普朗克的生平引起了我的兴趣。
１９５９年年初，北大新物理大楼落成（四层），离南校门约１００多米。除了一些实验室外，便是图书馆。自那以后我在阅览室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那里有比较齐全的国外期刊杂志。尽管我看不懂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刊物，但有不少综合性的杂志，我还是能走进去的。如：《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ｈｅ Ｂｌⅲ簦簦澹颉罚ㄎ锢硇挛牛挛模弧叮模椋濉。危幔簦酰颍鳎椋螅螅澹睿螅悖瑁幔妫簦澹睢罚ㄗ匀豢蒲В挛模弧叮校瑁螅椋悖蟆。裕铮洌幔罚ǖ贝锢硌В⑽模！�
毕业后，我依旧是这些杂志（约１０来种）的忠实读者。阅读这些优秀刊物并做笔记的习惯便是在北大物理新楼图书馆养成的。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对普朗克的评论和回忆文章都散见于这些期刊。我是一篇也不放过。我的读书方法常常是这样的：从物理大楼出来，习惯向右手那条小路走，经过成府，沿着一条小水沟，去圆明园，跑到蔓草离离路道旁，在悲风愁白杨的环境中去消化接受到的大量信息；或者晚上七点，从物理大楼出来，直接去朗润园，借助于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去同普朗克的灵魂相交汇。
在普朗克的漫长一生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丧失了一个儿子，在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创伤。所以他特别渴望灵魂的宁静和平衡。——这必然引起我的内心共鸣。
普朗克是一位合格的钢琴家。德国有不少大物理学家都能弹一手好钢琴。战前，普朗克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钢琴伴奏，曲子多半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这些回忆文章无疑拔高了我的层次、视野或眼界。从中我知道，生命应当像他们那样去度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这也进一步决定了我的价值观以及生存方式或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基本物理定律和法则便是大道）老子提倡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偏爱过恬淡虚静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尽管我今天有较多的金钱来支撑过一种小康的物质生活，但我拒绝奢侈。因为这不利于默契大道。何况在北大６年，我依靠助学金，刚有温饱，只有选择恬淡虚静，对物质不敢有什么奢望。所以贫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不是件坏事。当然贫困的界限是刚有温饱。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人跑到精神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去寻找弥补、补救和平衡。
许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贝勒爷和格格，公子哥儿，八旗子弟的优越条件，往往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不利于走向“世界哲学”康庄大道。
四、 玻恩和海森伯
“我崇拜，故我在”（9）
在我眼里，理论物理学是最纯正、最正宗和最高形式的自然哲学。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看。这判断来自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我的自修途径是跟踪追迹。
我不会在爱因期坦和普朗克身边止步。从这里出发，我结识了一大批物理哲学家。英文
叫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单纯的、技巧上的物理学家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追随的是“物理哲学家”。这个术语对我很重要，直到今天。
伦琴发现了Ｘ射线，贡献不能说不大（抗击非典，Ｘ机也派上了用场），但按本质，伦琴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
索末菲（Ａ．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他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不像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狄拉克、薛定谔、玻恩和海森伯等人善于发现、提炼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原理或法则。
就是说，“物理哲学家”追求的是“绝对”。
在德意志民族深层精神构造里，追求“绝对”是她的一个特点。马克思、马赫、康德、黑格尔和贝多芬都有典型的表现，尽管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但“从相对到绝对”，追求世界的终极原理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我，当我还在北大的时候。
在物理学王国，我像只蜜蜂，懂得在百花丛中忙碌。
“有奶就是娘。”这是我的自修原则。北大图书馆也为我提供了众多导师。
玻恩（Ｍ．Ｂｏｒｎ，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德国“物理哲学家”，荣获诺贝尔物理奖。除了他的一些很专业性的名著外（如《原子力学讲义》和《光学：电磁光学理论教程》），他的许多著作我都精读过，且不止一遍，常常是找到德、英两个版本互相参照来看。其中一本给我印象最深：
《我这一代的物理学》
这本书就像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不少句子和段落，我都能背得出来。我是把它当成《浮士德》来读。当年的读书笔记，今天还保存着。
在温饱大前提下，我把精神宴会看得高于一切。这种价值观起始于我在北大时期。
海森伯（Ｗ．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０１—１９７６），德国“物理哲学家”。１９２７年，年仅２６岁的海森伯为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３１岁得诺贝尔奖。
他写下的许多句子和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其中影响我一生走向的是这样一句：Ａｌｌ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一切真正的哲学家都必须是科学的）
这正是我削尖脑袋挤进自然科学王国的原因。
只有熟悉了自然科学成果，知道了“天高地厚”，我才能言哲学。
这也是北大毕业前夕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志愿的充分理由。我知道，家畜生理学、家畜传染病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微生物、土壤学……有助于我知道“天高地厚”。
坐在物理大楼，俯而读，仰而思，我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士的使命”；想到人生易逝，天道永存。
最后我想说，玻恩和海森伯都能弹得一手好钢琴。
我确信：在理论物理学和古典音乐之间，一定有某种相通的东西。依我看，这就是宇宙高阶的和谐。
在众多影响我的杰出“物理哲学家”当中，我还要提一下美国高压实验物理学家布里奇曼（Ｐ．Ｗ．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８２—１９６１）。１９４６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他手脑并用，巧妙地把每平方厘米２万公斤的压力提高到４０万公斤。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在如此高压条件下物质的状况。（这一好奇心也感染了我）他写过一本书，叫《高压物理学》。
布里奇曼又是一位哲学家。我读过他三本书：
１．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１９２７年。
这个中译名对我有所触动。但英文原文对我的触动则是中译名的１０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开头四个字母都大写，会有力地刺激我的大脑皮层，叫我顿起敬畏之心。
关于开头大写字母的重要性，我想从侧面举个例子：冷战时期，前苏联克格勃在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有一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在答卷中，该考生把美元开头字母大写，把祖国开头字母小写。考试委员会决定不录取他。理由是：在他的心目中美元比祖国重要。
２． 《物理理论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３６年。
３． 《我们一些物理概念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Ｏｕ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１９５２年。
当然，他的物理哲学贡献是提出了“操作主义”。要义是：如果在确定一个物理量时，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物理方法来检验这个量。这样，这个量便因为没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能被抛弃。（在西方，操作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反对）今天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说法“可操作性”，估计正是来自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我崇拜，故我在”（10）
五、 申请转到物理系的失败
这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次“壮举”，大约在１９５９年春，也就是我自修物理哲学一年之后的事。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特别热衷于自然界一些基本物理常数后面的那个“绝对”或“永恒”。
不断逼近“绝对”就是“朝圣”。普朗克把它叫做“朝上帝走去！”普朗克的上帝是自然科学寻求的“必须”加上人间宗教伦理道德上的“应该”。在理论物理学王国，我有所悟，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如果正式转系，日后可能会做出些名堂。考虑了一个月，我写了“转系”报告，记得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当我把信投进邮筒，我的心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我也想到后果：必失败无疑，招来一顿训斥。
大约１０天后，系里一位行政领导找我谈话，把我臭骂了一顿：“你以为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一所大学吗？随心所欲，想到哪个系就到哪个系？这里是社会主义大学，由不得你乱来胡来一气！回去好好读你的德国文学，你都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不要浪费人民的粮食！”
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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