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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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人。我说：“在多伦多转机耽误了也不一定。”他说了那女孩的姓名特征，要我到机场去帮他找找。我说：“明天一早我要上班呢。”心想：“到机场去帮你找，你倒是敢开这口，以为机场就在这楼下吗？”他又问我有什么办法在多伦多找到她，我说：“上海航班晚点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帮她订的加航的机票，不太可能晚点。”他说得有点结结巴巴的，我似乎看见了他嘴直哆嗦。
放下电话不几分钟，他又打电话来了，第一句话说：“她跑掉了，一定跑掉了。肯定现在在多伦多。”他要我帮他找找。我说：“多伦多几百万人呢，在这海里到哪里去捞这根针！”他说：“到联谊会去看看，她来了今晚很可能住在那里。”他要我现在就去，我说：“都半夜了我还去敲门呀！”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去。他又告诉我那女孩可能用化名，要我问几个人有没有那个样子的人。我要他明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消息，他说：“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我答应了。
有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也挺高兴。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联谊会，心想：“是个什么女人呢，又能够风骚到哪里去，把他挤捏成这个样子！”我查了登记名册，又问了好几个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光身一个老爷们等这两年有多少想象你也该知道，就盼着这一天呢！完了，说完就完了！有些事真的就这么轻易就完了，不相信！”他吃了面在椅子上坐了抽烟，又说：“走之前我妈当她是儿媳妇了，把一个家传的宝石戒指给她戴上，在国内前前后后花了几千块钱，都是我牙缝缝里省下来的，寄给了她我心甘呢，谁知她就这样照我头顶一棍子！”我把毯子抖开说：“两个男的睡一床挺那个的，你睡地板上。”他点点头，问：“林思文呢，她还没回来？”我说：“总会回吧。”他说：“那边传说你们快离婚了，我想挺好的一对，上帝选着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 girl is really in Toronto．But she doesn't want to tell others whereshe stays．We can't help 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 me，please tell me。”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说：“没有用的，这是人权。”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刘晓冬急了，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用中国话骂：“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移民官大为惊异，严肃地望着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后面去。刘晓冬还在骂，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骂人也犯法，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听了“犯法”两个字，马上就不骂了，气呼呼地“哼”着，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骂了起来，骂那女人，骂移民官。我说：“老刘，在这里骂你有什么用，听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我太气了我太气了！”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
五十五
在六月里我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一个上海人租了那一幢房子，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我住了一间小的，那间大的已经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香港女人住了。
那些日子在恍惚中象梦一样的飘过去。每天干活回来就在房子里呆着，借几本高阳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写几篇文章投到报社去。到了每周休息那两天，经常是一整天也不跟人说话，想来想去想到一件可做的事，比如到东区唐人街去买一把小菜，心里就有了一点充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