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与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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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比喻为公共汽车,将这类人形容为乘公共汽车的人,说名人是公共汽车就要让人乘。这不正说明一批无能的人在借名人炫耀自己吗?在香港的商品经济社会,一个人只要稍有特长、成就,就要极尽包装之能事,使他更有号召力,吸引大众,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而我们大陆那批因循文革残孽的人正是剿杀社会创造力、进步力量的刽子手。中华民族的“小荷才露尖尖头,早有蜻蜓竖上头”的伟大情怀,已因这类人等,受到玷污。
一个民族需要营造一种大众尊敬、羡慕有成就的人的氛围,鼓励人们以成功人士为榜样,这样的民族才有上进心,才能激发大众的创造力。野性是不羁和奔放,是不同俗,是有自己的观念、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有创造力,是要凭真本事,用实力取得成就;那种哗众取宠,自己无能却又装出对别人不屑一顾,只是躺在那里靠攻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的人,不是有野性,正相反,只是一条在成功人士微恙的伤口里的寄生虫。
一个民族不仅要崇尚文明,在这同时,也不能消亡了野性;我们民族的悲剧还少吗?
文化大革命中,在强大的舆论导向与宣传下,全中国人民几乎都被煽动得在干着疯狂的傻事,不读书、不生产去闹革命,批倒批臭积淀数千年已融入我们民族血脉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在充满狂热地呼喊“万岁”,这是前一世纪人们呼叫皇帝的,现在想来真是笑话,但在这种笑话中,却总有一些心酸,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耻辱的笑话。一小群跳梁小丑就能左右我们全中国人的命运,这真是悲哀!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伤害还不算太深,但我目睹了我哥、我姐的命运。他们从小就聪明,成绩都比我好,但由于我家成份不好,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力,于是他们一生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这是他们的厄运。为什么一群跳梁小丑就能成为我们的厄运,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就这么容易被别人左右。这不值得深思吗?
尼采说: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有野性,有不驯训的个性。没有意志的人就会听命于有意志的人。我们不应该只是命令自己,用别人为维护他们的利益所订的道德观、价值观来束缚自己,而应该唤醒自己的生命意志,激发生命本能中最强力的进取精神,做一个有个性,有理性的人。
中国人太老实、太善良、太安分守己、太乐天知命。我们只是努力适应环境,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如中国人选择职业,往往就像找老婆,只能从一而终,很难中途变换。由于我们所选定的专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于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专业与爱好一致,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安于现状,这就使得我们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只是环境的奴隶,却不知道在环境中努力张扬自己,于是我们容易被人利用,被人左右。我们应该有些野性,有些独立意识。不要总按照别人所定的模式:“应该这样,因为你必须这样!”而应该按自己的生命意志、理性思维大声地呼喊:“我可以这样,因为我想要这样!”我们不要“既然已如此”,那是被动的,好像是外物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而要我们自己的意志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以后还要这样!”活出真的自己来。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看香港电视系列片《寻找他乡的故事》,因为它总能焕发我的野性,给我力量。我想制片人的本意是拍一些在海外飘泊的成功的华人的故事,但我看到的大多却是华人的辛酸史。当一位80多岁侨居阿姆斯特丹几十年的老海员,在记者面前不断地喃喃念叨着:“真凄惨啊!”我的心都在痛。他说当时华人就像麻疯病人,当地人见了就要避开。华人的地位怎会沦落到此的?我们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视,这不能怨人,首先我们华人世界没有成就啊!我们也曾有过唐朝的辉煌,有过四大发明,但在近代我们落伍了,不仅在科技上没有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国家落后,人民贫穷。直到现在还有大批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吃数不尽的苦头,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甘愿去别人的国家做黑市居民,做下等公民。这是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华人并不低人一等。我们的民族崇尚文明,也尊重知识,但为什么仍然落后、仍然贫穷?因为我们的民族缺乏野性,缺乏想象力,缺乏一些疯狂。从目前来看,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都落伍了。四大文明古国中,又有哪一个属于发达国家呢?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明,制约了野性。
多鼓励个性,多鼓励一些内心的张狂吧!人人都想做英雄,都有内心奔放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压抑、打击、摧毁这种心态呢?中华民族血液中脉动的主流不应该是淑女贞妇风范,而应该是登山勇士的野性。
要点:
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
·野性、不羁正是成功人士共同的特点
野性、侵略性是现代竞争社会的生存手段,要成为一个强者,要被人尊重,就要有成就。荣誉是结果而不是出身造就的。
第一个顽皮的猴子敢于直立起来走出原始大森林,才有了人类的今天;哥白尼挑战数千年来统治人类的“地心说”理论,于是有了人类今天对宇宙的正确认识;爱因斯坦破除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时间均匀流逝的思想,认为时间是相对的,以至于他的理论被接受时,全世界号称只有三个半人能懂,三个人真正懂了,还有一个人只懂了一半。卓别林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的理论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能懂,你太伟大了。”爱因斯坦回信:“你的表演全世界男女老少都喜欢,你同样伟大。”
不敢于破除旧的东西,不敢于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思想,又怎么可能有突破性的成功呢?
从小我就不喜欢循规蹈矩,按照别人的模式生活。读高中时,我上课就已听不进教师机械地传授课本知识,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听讲,只得课后再去自学,这样应付考试自然不行。临高考前数天,我还被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所吸引,舍不得放手。读大学后,由于我并不能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于是进了物理系。但后来,我开始看不进那些被机械化了的物理教科书,而喜欢上了拜伦、雪莱的诗歌,和一些能看得懂的哲学书。直到现在,我对自己的专业、职业都不太热心,专业、职业倒成了自己的副业。我是一个喜欢吃野食的人。但我认为家花不如野花香,吃野食长大的人,是真的出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所以反而能成功。
我实在不是一个能长期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做了一件事后,总想去寻求新的刺激,感受新的冲动。从来不喜欢按照别人的模式和社会所定的模式做人,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我崇拜英雄,喜欢幻想,热爱大自然,特别钟情大海。我能独自静静地坐在大海边一整天,遥看着苍茫的大海,聆听着汹涌的波涛,用心灵去与大海感应。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一段不算太长的人生中,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后,为了寻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在一无亲人二无朋友的情况下,独自闯来深圳,住最便宜的旅店,吃快餐面,忍受招聘人员像挑选商品一样审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对自尊心的侮辱。但我知道没有本事挑选别人时,就只有任凭别人挑选。几经挫折,好不容易求职成功,但不到半年,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冒着家人的反对,回老家创办公司。那真是一段艰辛的日子,由于年轻,没有后台,又没有钱,辛苦努力了半年公司也没批下来。那时吃住在家,没有收入,家人不说,但自己内心承受着压力:放着深圳的高收入不要,却回来办这种没有把握的公司。
永远记得那个寂静的深夜,落寞的时刻,在朋友家昏暗的小阁楼里,拿着一瓶啤酒,随着录音机里齐秦悲苍的声音,低声吟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那种悲壮,那种由于醉意的野性和奔放,既是生命的渴望,也是我内心深处孤独的呐喊。
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一点一点地失去,生命、爱情、青春,都在不断地丧失之中,生命是一场悲剧,但我们总应该想办法让它变得悲壮,变得更为有血性。这种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悲壮的时刻,是需要男子汉血性的时刻,于是我就能锲而不舍,就能顽强奋斗。在签名售书时,有位读者请我在扉页上写下“天道酬勤”,我想我写下的是人间的真理。
公司终于办成了。但不久深圳借聘我的单位来了调令。我思考了很久,决定还是回深圳,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属于年轻人的城市。调进了深圳,我又要重新开始,我决定办成人培训……其后办讲座,上电台、电视台,写书,我的生活每天都有目标,都有事做,都有新意。那是一段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是野性最张扬的日子。
如果说我在同学中还算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些野性。
那天在电视中听了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介绍自己的故事。高晓松在清华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时,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梦想着成为一个流浪歌手,于是毅然放弃学业,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天津由于没钱糊口,高晓松想到去大学宿舍演唱,结果被公安当无业游民抓住。万般无奈之下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赶到天津将他保释出来。他的父母也很开明,高晓松在厦门弄到身无分文时,情急之下给家里打电话,叫母亲寄1千元钱给他,可母亲却问他:“你有多大了?”“20多岁。”“听说厦门是一个港口吧?”高晓松明白了,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个有港口的城市还不能生存吗?于是高晓松去做起了搬运工。高晓松也是一个有野性的人。试想放着全国顶尖的清华大学,居然敢读了3年后还放弃学业。这自然要有一种不羁的性格。
跟着别人思维走的人,总是不能成就大业。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胆识。
看看美国人在全球探险扩张的历史,再看看近代开发西部的淘金狂热,美国人是疯狂的、野性的。在现代,不靠祖辈福荫,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又有哪一个不是充满野性呢?我最喜欢的就是CNN的老板特德·特纳。
特德·特纳,一个帆船爱好者,曾驾驶他的“勇敢者”号帆船夺取过美洲杯赛的冠军,当时他为夺得冠军而不顾风急浪险,因此获得“疯狂船长”的称号,对此他十分引以为荣。但在某些人眼里他是个暴徒、流氓、赌棍。年轻时代便以不安分守己著称:两次被逐出布朗大学,其中第二次是因为多次违反有关女学生舍规。
由于父亲的突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