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颗子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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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ments　are　off　for　this　post

有关的无关的人

在不断前进的生命里，不断懈逅，相知，最后不断遗忘，被遗忘，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最终剥离的所剩无几，只剩下苍老的岁月，渐渐模糊的记忆。夜深人静时，偶尔会怀念那些停足的人，那些谈笑风声的时刻。

我常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的翻着电话通讯录，想找个人聊聊天，最终总是无功而返，怎么找个可以彻夜长谈的人就那么难呢？而自己川流不息的生活，只不过是别人手机里的两个音节而已。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的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痛痒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

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

他们学理工的

2010…04…21原文自刘瑜《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你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却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是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人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身边檫了过去。

这孩子，我有些气恼的想。肯定是学理工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了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

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

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两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

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一刻钟。

一刻钟啊。和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意见恐怖的事。

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你刚搬来的？”

“嗯。”

“你是学什么的？”

“物理。”

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科大的。”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

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是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集体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时，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集体做早操。中学时，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集体做早操。大学时，住6个人一间的宿舍并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集体早操可做。

我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没有集体宿舍，没有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再后来拿学位了，成了学术派“孤魂野鬼”，既没人搭理，也没人需要搭理。

对于一个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