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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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至中将；而仁礼景范的十年后做到海军大臣，官拜海军大将；这都不算牛，最牛的是那个步兵少佐的大队长，居然是后来做到元帅陆军大将的寺内正毅。
8月1日，陆军卿代理山县有朋又下令动员东京和熊本的两个镇台，在熊本编成混成旅团，同时动员了运兵船，准备随时增援。
苦主上了门，这大院君该着急了吧？不，他没着急，因为李鸿章也派了吴长庆带了三千人在三艘军舰的护卫下到了汉城，和日军对峙上了。
朝鲜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的属国地位，但又不完全是现在国际政治学上的殖民地概念，而是一种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一般不会被宗主国来干涉其内政的自治属国。李鸿章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缺陷，想改成更加参与的半直接统治。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了日本之所以还没有对朝鲜提出领土割让，矿山权利和内地通商的要求仅仅是因为大清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驻兵。因此为了今后继续维持朝鲜，必须在朝鲜半岛常驻大军，扩大海军实力和掌握朝鲜的军事外交权力。这次派兵基本上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不是做大院君的保镖来的。
所以此后的处理让花房公使措手不及。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有点顾忌列强干涉，主张先谈判，谈判破裂以后再开打，在花房公使向高岛，仁礼这两个陆海军少将确认：“弄不好要动手，你们打得过清军吗”的时候，两位少将拍着胸脯说：“如果交火，肯定胜利，你只管去谈”可是谈判已经对手没了，吴长庆按李鸿章的意思，把大院君装上军舰送到天津关了禁闭，这一关就是三年，连他儿子朝鲜国王高宗亲自求情也没用。这边闵氏家族重掌朝政，朝鲜看起来还是控制在大清手里。
有关善后的谈判在大清没有派人参加的情况下在济物浦（现在的仁川）进行。日本提出的割让对马海峡的战略要地巨济岛和海参崴对面的忧陵岛的要求在朝鲜朝廷大势已被大清掌握，而且美国也派出军舰调停的形势下没有实现。
朝鲜付出了55万日元的赔偿金以后还是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承认了日军在汉城的驻兵权。
为了与之抗衡，李鸿章把长驻朝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人以压制护卫日公使馆的一千名日本陆军，1882年和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再次确认朝鲜是大清属国，并派马建忠和德国人顾问穆麟德赴朝掌握通商，外交和关税，提供武器以将朝鲜军队改编为大清式的新军。
但是这些做法既不彻底也为时已晚。
日本人从这次壬午兵变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绕过宗主国大清，任何对朝鲜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决心以后才能实现。然而他们自忖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但是这个能力对比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后半叶，是中华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壬午兵变的第二年1883年，法国出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并且同时攻击了云南，法国海军还攻击了福建，台湾，浙江，控制了台湾海峡，占领了澎湖。
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1884年9月9日，自由党总理（总裁）板垣退助面见法国驻日公使萨奎其，要求法国提供100万美元作为他们在朝鲜搞政变以配合法国人在安南行动的活动资金。那时日本政界全体一致，八仙过海地想在朝鲜策动政变。参议伊藤博文怕被自由党抢了头功，干脆自己上阵，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55万日元的赔偿金中的40万元交还给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当时朝鲜除了这个主张独立的独立党之外还有一个由闵氏家族的闵泳翊领导的“事大党”“事大”这个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国应该跟着个大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就应该跟着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年都跟下来了，现在也还是大清保险。这两个政党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韩奸卖国贼”18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了政变。是为“甲申政变”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载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来客中突然出现了20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这时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了王宫，这是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守备队，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汉城由驻兵千名的权力，但是当时在汉城的日本兵就只有200名，这次是倾巢出动了。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这时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卫王宫的朝鲜兵不知道给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是金玉均们向李载晃国王宣誓表忠，国王也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和闵氏家族领导的事大党划清界限，表示从此以后重用独立党的金玉均们。
竹添公使又来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这就有点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实政变天前的11月12日在竹添发给井上馨外务卿的电报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清国的优势地位，煽动亲日派的独立党发动内乱”井上馨向刚刚从欧洲视察回来的伊藤博文参议汇报了朝鲜局势。伊藤博文指示说：“各国对朝鲜问题都很神经质，要慎重行事。不能给人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尤其在公开场合。朝鲜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险”于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发给竹添的谜一样的外交电报：“许可乙案”这是因为除了“保护朝鲜国王”的“乙案”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涉”的“甲案”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
1。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加强王室的透明性等14条，一句话，朝鲜独立了。
但是，就独立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独立党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庆祝“独立”的时候，李载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凯去了。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惊叫“完蛋了”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人赶出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如果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了退路。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左宗棠指责李鸿章签下《中法天津条约》是“误尽苍生，落千古之骂名”等等只是攻轩，并没有多少道理。
中国失去了安南，那么多属国就只有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还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500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让你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这边攻王宫的倒停了一会儿战——放日公使和日本守备队逃生。袁世凯在没有李鸿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扩大事态。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后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严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增派吴大征带领陆海军五千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了一个星期皮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八千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戒在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国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2月19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在运动英国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以后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1。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
2。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的那么气壮如牛的。经过13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1。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日后朝鲜国内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以前需照会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的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19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公平地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大清号称外交随一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们比起来，未免相形逊色太多。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此时日本驻中国公使就是槺疚溲铮ぬ旖蛄焓戮尤皇且院蟮哪诟笞芾碓础�
而大清却是一再一再的失误。1889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