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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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大佐，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少佐，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提出的战斗详报。

坪井是这样说的：“上午7时52分，大约距离3000米，我舰队先开炮，敌舰也立即应战”旗舰的河原是这么说的：“零七五二，在三千米距离，我左炮台向济远开炮，这是开战第一弹的猛击，接着向广乙开炮”秋津洲的上村报告了在7点55分用左舷炮开炮。浪速的东乡也报告了在7点56分用左舷炮开炮。

所以原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编篡官，防卫大学教授，著名海军战史家野村实明确指出：“只要检讨这些资料，就只能相信是吉野号在丰岛海战中首先开炮，本来坪井航三司令官就误认为战争已经开始，济远和广乙是前来邀战的清国军舰，是军令部考虑到开战责任而隐藏了吉野号打了第一炮这个事实”其实，在丰岛海战已经过去一百一十几年了的今天，继续争论是谁开了第一炮毫无意义。不如说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到为什么北洋水师不会先开第一炮这个问题。在明知当时开战已经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派小部队为援兵护航，致使一千余步兵和14门大炮损失殆净。以至于在接下来7月29日早晨5点10分开始的成欢之战中，本来就畏敌如虎的叶志超在3000人对日军第十分旅团3500人的情况下，只用两小时就放弃了成欢，接下来在下午2点钟又丧失牙山。成欢，牙山之战，清军死伤约500人，而日军是82人。

如果给叶志超增加1200名援军和14门炮，当然不能保证叶志超就一定能守住成欢和牙山，但是结果会不会那么一触即溃还是可以想象一下的。

但是现实不会给人想象的空间。

但是以大打小，以众打寡的丰岛海战，是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大胜利？回答则是非也。三艘几乎全新的大军舰怎么会让一艘舰龄已经十岁的慢速军舰逃走了？这是战斗以后立即受到指责的地方。海军大学校校长，一字纵队战斗队形发明者的坪井航三少将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所以在以后的大东沟海战时，日本海军将速度上的优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日清两国的海军起步时间相差不多，学的都是英国。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国力差距，为什么日本就能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建设起了强大的海军，甲午之时日本海军战胜北洋水师几乎如同摧枯拉朽？

有体制上的大原因，也有治军机制上的小原因。

其实为什么丰岛海战为什么是日本舰队先开跑而不是北洋水师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两支舰队的作战战术不一样。

日本海军大将名列元帅府的有这么几位：西乡从道，伊东祐亨，井上良罄，东乡平八郎，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伊集院五郎，东伏见宫依仁亲王，岛村速雄，加藤友三郎，伏见宫博恭王，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和古贺峰一。

除了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是战死，三个宫家是皇族之外，其他的还都是挺有点影响的，可能不太有名的就是岛村速雄和伊集院五郎。伊集院以后再说，其实这个岛村速雄可是个人物，配得上“元帅”这个称号。

因为如果说在组织上，日本的“海军之父”是山本权太郎的话，那么在用兵战略战术上，岛村速雄可以说是日本的“海军之父”由于大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坂上的云》的影响，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先任参谋秋山真之的大名无人不晓，但是《坂上的云》给联合舰队参谋长岛村速雄少将的篇幅相当少，几乎给读者这么一种印象：甲午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先任参谋岛村仅仅是因为其资历当了个参谋长，到底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

其实日本海军的战略战术都打上了岛村的印记，日本海军初期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战略战术，后来失败的原因还是因为不能跟随时代的变化而修改其战略战术。

岛村和加藤友三郎都是海兵第七期的，这个海兵第七期又黄又暴力，出的人不少，光海军大将就有四个。

岛村在1888年把自己的战略思想用一个动量公式在一篇论文《海军战术一斑》中表示，f=mv2，其中f是海军战斗力，m是战舰的吨位，火炮的口径等硬件指标，而v则是队形，速度，训练，指挥等软件指标，岛村的理论是，软件比硬件更为重要。

这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捉襟见肘的穷国日本海军的注意，海军大臣大山岩（他也当过海军大臣，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和次官桦山资纪甚至于1888年6月在静冈县的清水地方特地组织过一次“清水会议”）召集海军主要将领和参谋本部海军部的参谋们来研究讨论这个题目。

会议结束以后还专门组织了演习来验证这种理论，并且编成《海战演习教范》和《海军操典》为了继续深化这种理论，从1888年8月开始，岛村大尉被派去英国考察，仅在英国地中海舰队的爱丁堡号巡洋舰上就实习了一年。日本陆海军的这种实习制度不错，和简单地派人出去留学不同，这种已经有实践经验的军官能够更加看清楚外国军队的优点。

而且那次同时被派到法国的是后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吉松茂太郎。吉松茂太郎也是海兵第七期的，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比较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的不同，经过两人的讨论以后，发现法国海军的主要思想是：

1。破坏敌人的通商航道比消灭敌军舰队更有利，所以法国舰队的目标不是敌军舰队而是敌国的通商航道。

2。得到敌国的殖民地比消灭敌军舰队更有利，所以法国舰队进攻的目标不是敌军舰队而是敌国殖民地。

3。不打无确实把握的仗，集中全力维持己方优势地位，寻找敌方弱点。

而英国海军的主要思想是：

1。消灭了敌军舰队就能够控制通上航道。

2。消灭了敌军舰队就能够得到敌国的殖民地。

3。没有必要重视集中己方兵力，因为首先消灭对面的敌人的结果肯定意味着最终找具优势局面结论是日本海军应该学习英国的“见敌必战”主义，因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因为日本不具备大英帝国的国力，所以日本必须更加坚持“见敌必战”说穿了，就是一定要靠突然袭击，打闷棍，这其实是日本海军喜欢赌博出老千的真正由来。

岛村在英国总共呆了两年八个月，回国后在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担任编制当时还没有的“战时编制”和“出师准备”的有关条例。

《镇守府条例》《舰队条例》《舰队职员条例》《军舰职员条例》甚至《海军礼炮条例》都是在岛村手上制定的。

甲午战争进入准备阶段以后，担任海大战术学教官的岛村速雄以少佐军衔担任联合舰队的先任参谋这件事就说明了日本海军对岛村速雄理论的重视了，所以说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没有什么稀奇的，那是一种必然的动作。

反观北洋水师，在拥有了定远和镇远以后，在全部舰长都是英国留学生以后，在英国人帮忙制定了几乎所有操典条例以后，是不是真有人在考虑这些操典条例的作用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大清的这个北洋水师的作用就非常暧昧，朝廷出钱帮李鸿章养私兵，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将其真用于对欧洲国家进行实战的想法，中法战争中海战的结果更加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而对于日本，李鸿章从不相信日本敢于开战到后来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更加给了日本海军实现其f=mv2，的机会。

大老板如此，北洋水师本身就更加不会去考虑真实的作战了。和频繁地在研究作战的日本海军不同，人们看不到北洋水师有什么作战的理论研究，因此战端一开，北洋水师就处处受制于人也是很正常的。

第七章　啊，大东沟

天皇的宣战诏书是丰岛海战和成欢牙山战役之后的8月1日发表的。因为汉城驻有日军混成第七旅团的主力，所以成欢战役以后叶志超只好绕道朝鲜东海岸走了1000公里退守平壤。此时整个朝鲜南部已经没有了清军，整个朝鲜西海岸也没有了北洋水师的威胁。

宣战后第二天的8月2日大本营对联合舰队的命令就是尽快消灭北洋水师，确保制海权。联合舰队也赌了出去，8月10日早上居然到了威海卫寻找北洋水师决战，但是扑了个空。当时丁汝昌带了定远以下六艘主力军舰在鸭绿江口行动。

动员第五师团是在6月12日，但真在大本营决定向朝鲜实地派遣第五师团剩余部分以援助汉城的大岛部队时已经是在丰岛海战以后。虽然丰岛海战日军获胜，但还不能称获得了制海权，所以第五师团不敢在仁川登陆，只能在釜山和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然后从陆路去往汉城。但当时朝鲜陆路状态的恶劣使得移动非常困难，因此在八月十八日只能冒险采取海路运输的方式，将留在釜山的部队海运到仁川。

但是北洋水师没有任何要和日本海军决战的举动。

因为有两只敌对的大舰队将在这片海面进行决战，所以当时的黄海是全世界瞩目的中心，除了北洋水师和联合舰队的舰只之外，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都派了军舰来观战。在其他国家的海军眼里，这段时间的中日海军的表现特别奇怪，北洋水师除了为运兵护航之外似乎无心旁骛，而联合舰队在主动寻找北洋水师决战未果的情况下也好像也安下心来去当护航队了。

这是因为联合舰队未能和北洋水师决战，从而不能说掌握了制海权。这样日本大本营不得不于1894年8月将当年内在直隶平原进行陆军决战的作战计划中的甲方案改为乙方案，也就是首先确保朝鲜。大本营再从日本国内动员了第三师团，和已经在朝鲜的第五师团编为第一军，司令官由陆军最长老的山县有朋大将担任，准备进行平壤战役。

联合舰队从八月份开始为第五师团剩余部队的运输护航，九月份以后准备进行直接向仁川运输第一军军部和第三师团的行动，但依然健在的北洋水师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威胁，一直觉得联合舰队的伊东祐亨有点胆小畏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9月初坐军舰八重洲亲赴朝鲜督战，6日到达长直路和联合舰队会合。桦山到达朝鲜后化名为一名参谋官，坐舰改为只装了一门炮的商船西京丸，以后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海军军令部门的第一人亲赴战场督战，这是世界海军史上从来未有过的事情，从这个举动上就知道日本大营和海军对制海权的重视程度了。

北洋水师呢？李鸿章采取的是一种“舰队保存主义”（fleet　in　being）战略。

耗资两千万的北洋水师，是李氏保安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设备，北洋水师一旦有损，李鸿章作为朝廷安全承包商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而北洋水师健在，对日本联合舰队就是一种无言的威胁，如果陆军作战能够遏制住日军的作战势头，依靠欧洲列强的斡旋，李中堂也不是没有可能渡过这次危机。

但是问题是和号称“在发射架上的最可怕”的导弹核武器不同。光靠刻意保存下来，在客观上对敌人不能构成威胁的舰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力量。实行“fleet　in　being”主义的国家无不遭到了教训，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都是这样。

但在1895年的当时，对不可能知道未来几十年以后的历史的李鸿章也无法苛求。

但当时的清流领袖翁同龢和受其影响极深的光绪帝载湉，则无法容忍李鸿章的这种舰队保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