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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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7',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8'。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
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
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丽。
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
“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