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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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
“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
萨丽娅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底下铺了一层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经加过糖了。”
“你还记得。”
她坐下了,连围裙也懒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着我吃东西,不时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脸。
我一直试图说服她,同意让我在她脸上做做手术,每一次尝试我都记得。我告诉她,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无法修复,最起码也能显著改善她面部的残损。萨丽娅拒绝了,实在让我大惑不解。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对我说。一个平淡无趣、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无情地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被判了终身监禁,不敢出狱,害怕获得假释,害怕改变,害怕面对没有铁丝网和岗楼的新生活。
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假装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它山一样的重负,努力,坚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为了取悦她,我奋力吃蛋,哪怕并不真饿。“太好吃了,萨丽娅。”
“对了,你兴奋吗?”
“你什么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后,拉开厨台的抽屉,取出一副方形镜片的太阳镜。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接着我想起来了。日食。
“哦,当然。”
“一开始,”她说,“我以为我们从针孔里看看就行了。可是后来奥蒂说你要回来。那我就说:‘成,这么着好了,咱们也时髦一下。’”
我们聊了一会儿日食,它应该在明天出现。萨丽娅说,日食将在早晨开始,大概中午结束。她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放了心,岛上不会是阴天。她问我想不想再来点蛋,我说想,然后她告诉我,鲁索斯先生老当铺的旧址已经建起了网吧。
“我看见那些照片了。”我说,“在楼上。还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扑落到手里,看也不看就丢进身后的洗碗池。“哦,那很简单。再说扫描和上传也不难。难就难在按照国别给它们分类。我得坐下来好好琢磨,因为你从来都不写个说明,只寄照片。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要按国别理顺了。她就是要弄成这个样子。她非这么干不可。”
“谁?”
她发出一声叹息。“‘谁?’他问。奥蒂呗。还有谁?”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网上找到的。”
“妈妈搜过我?”我问。
“我就不该教她。现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网络跟踪狂了,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
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17'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