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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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
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
“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6＇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