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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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后，就在人们不断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时，大跃进式的发展却仍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到处崭露头角。大跃进式的机场建设、大跃进式的港口建设、大跃进式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理论上必须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项目，再向中央政府报批。于是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重复建设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运动一样磔淼烈烈。以港口建设为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二〇〇三年的时候，虽然这四个港口都处于「吃不饱」之中，可是四个港口仍然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跃进式的建设，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下，很快又从「吃不饱」变成了「吃得太饱」。然而另外一些大跃进式的建设，仍然处于则饥饿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黄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还是为数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轿车行驶其上，几乎看不到集装箱车。网上有人戏称这些高速公路随时可以进行比赛，也有人喜气洋洋地说这些安静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了。到二〇〇六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万人的五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为此，教育部骄傲地声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光荣的数据后面总是隐藏着危机。中国的大学用于扩招的贷款已经超过二千亿人民币，这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很可能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又一轮坏账，因为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无力偿还用于扩招的贷款；另外，大学学费在十多年里，在等级不同的大学里暴涨了二十五倍到五十倍不等，比居民收入的增长多出十倍。有人计算，今天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点二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十三点六年的纯收入：还有，大跃进式的扩招直接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现在每年都在新增超过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贫穷的父母为了供养儿女读完大学，不惜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可是当儿女大学毕业以后立刻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贫穷的父母们只能欲哭无泪地扎根于更深的贫穷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穷人的孩子放弃了他们的人生梦想，中学毕业就背起铺盖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即使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仍然要面对失业，而且还要面对巨额债务。二〇〇九年，中国大学高考的报名人数在连续三十二年的增长以后，出现了首次回落。

我再谈谈文革似的革命暴力如何在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不断上演。

我先说一说公章的故事。这些木制的圆形公章直径在四厘米左右，捏在手里轻若一盒香烟。可是在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和现实里，庞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常常浓缩在这样一枚轻小的公章之中。任命官员的文件上需要公章，公司之间的合同上需要公章……与此同时，公章也是人生是否合法的证明，工作证、学生证、出生证、死亡证和结婚证等等也需要盖有公章……公章在中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造反派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冲击了市政府，抢走了政府的公章，然后宣布夺权成功，这是文革期间著名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随即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纷纷冲击各地政府机关、工厂学校，还有农村的人民公社。只要是有权力和有公章的部门，不管大小，都在「一月革命」夺权运动里沦陷了。文革早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其实就是抢夺公章的运动。造反派和红卫兵如同强盗土匪一样，砸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大门和窗户，喊声震天地冲进去，然后砸起了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柜子，翻箱倒柜地寻找起了象征权力的公章。

那个时候，谁要是抢夺到了公章，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布命令，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财务部门去领取革命经费；可以将自己讨厌的人置于死地，可以将国家的钱用于造反派的革命经费。一切胡作非为，只要写在纸上盖上抢夺来的公章后，立刻就合法化了。

于是，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和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了抢夺公章，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混战。有时候几个组织同时冲击政府机关，为了抢先获得公章，翻墙越窗的，互相斗殴的，无所不有。此情此景很像是橄榄球比赛，眼看着这一派别的人要冲进机关大楼了，另一派别的人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扯衣服抱大腿，阻止他们进入大楼，让自己派别的人抢先冲进去。有的造反派组织刚刚成功抢夺了政府的公章，还未出门，发现其他造反派组织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那一年我七岁，心惊胆战地站在一棵柳树的下面，看着河对岸的政府楼房里上演的革命夺权。先是有十多个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小镇的一个政府机关，那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他们抢夺到公章后，刚刚发出欢呼声，另外一队造反派赶来了。这后来的队伍有四十多人，个个手持棍棒，将楼房团团包围。这一队造反派的司令手拿扩音喇叭，对着楼房里的造反派喊话，命一令他们乖乖地交出公章，如果他们拒绝交出公章，这位司令威胁道：「就让你们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楼房里的造反派用扩音喇叭回击他：「你们是痴心妄想。」然后，站在河对岸的我，听到了楼房里的造反派高呼口号了：「毛主席万岁！」楼房外面的造反派也高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们挥动棍棒冲了进去。在「毛主席万岁」和「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里，两个造反派组织在楼房里打得乌七八糟。我站在小河对岸，都能依稀听到玻璃的破碎声、棍棒桌椅的断裂声，还有疼痛的喊叫声。先来的那一队造反派寡不敌众，十多个人边战边退，最后全部退到了屋顶的水泥平台上。我看到两个伤势很重的人是被他们的战友拖上去的，这两个人躺在平台上仿佛奄奄一息。后来的一队造反派也冲上了屋顶平台，他们挥动着棍棒野蛮凶狠地击打对手，我看到有三个人被他们打得从屋顶平台上摔了下去，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那枚公章，在摔下楼之前奋力将公章扔进了我面前的小河里。

这十多个首先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其结局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从楼顶平台摔下的三个人，两个重伤，一个死亡。

那枚木制的公章被扔进小河之后，没有立刻下沉，而是随波逐流向西而去。后来的这一队造反派虽然取得了武斗的胜利，可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公章被扔进了小河，他们急急忙忙地从那幢楼房里跑出来，沿着小河哇哇喊叫着追赶向西漂浮的公章。其中一个造反派成员一边奔跑，一边脱去棉衣，跑到一座木挢上，他踩掉脚上的棉鞋，纵身一跃，跳进了冬天冰冷的河水里。在岸上造反派的欢呼鼓励声里，这个人向着漂浮过来的公章奋力划水，然后一把抓住了快要下沉的公章。

接下去这支造反派队伍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进行胜利大游行了，那个湿淋淋的人打着喷嚏，右手高举公章走在最前面，他的造反派战友紧随其后，有脸上流血的，也有瘸腿的，显示了刚才的武斗是多么激战。他们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宣布我们小镇的「一月革命」已经大获全胜。

那个奋不顾身救起公章的人，成了我们小镇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也因此患上了重感冒，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在大街上见到过他几次，每次都会看到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站住，而且纹丝不动，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后，才恢复正常的行走。

文革之后，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和文革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已是绝然不同，可是公章的地位依然如故，依然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象征。因此，抢夺公章的事件在今日中国仍然比比皆是。

一些民营公司，因为股东之间的矛盾，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抢夺公司公章的闹剧。这些西装革履的股东，平日里看上去十分体面，到了抢夺公章的时候，也就是争抢公司控制权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来自黑社会的打手。拳打脚踢，破口大骂，唾沫横飞，砸椅子摔杯子，在公司员工面前丑态毕露。而且这样的抢夺公章事件，竟然也会发生在今日中国的律师事务所，那些声称自己精通法律的律师们，在争抢事务所公章的时候，其互不相让的激烈程度和过去时代的土匪们争抢女人差不多。

就是在国营公司里，抢夺公章事件也是时有发生。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建立了董事会的权力机构，可是传统的党委体制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二〇〇七年，某城市一家国营公司的党委书记因为和董事长矛盾加深，竟然以公司党委的名义解除了董事长的职务。按照中国的公司法，只有董事会才有权力解除董事长的职务。然后，这位党委书记召集三十多个彪形大汉，用重磅榔头砸开董事会办公室的门，再撬开办公室的柜子，抢走了公司的公章。

而且抢夺公章的事件，不只是发生在民营公司和国营公司的内部，也时常发生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和政府之间。我再讲讲两个今天这个时代里抢夺公章的故事，一个是民间的，一个是官方的。

民间的故事讲述了中国南方的一家公司，在一起诉讼中，一审判决输了官司，原因是原告方出示了一份第三方公司的证词。

这家不服判决的被告公司在二审开庭前，竟然伪造了那家第三方公司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材料，而且派出几个硬汉强行闯入这家作证词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保管公章的职员，在扭打中不敌对方躲进了卫生间。这几个硬汉撬开柜子，拿出公章，在伪造的那一堆材料上盖章。然后扔下公章，扬长而去。当法院二审开庭时，这家被告公司得意洋洋地拿出了这一堆盖有第三方公司公章的材料。第三方公司的代表声称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公章是被抢夺后盖上去的，这家被告公司矢口否认他们抢夺了公章……

官方的故事讲述上级政府抢夺下级政府的公章。某一个村庄有五十亩土地被上级镇政府征用，但是在出让价格等问题上，村委会与镇政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镇政府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村委会，可是村委会迫于广大村民的压力一始终不敢在出让协议上盖章。恼羞成怒的镇政府就派人进入村庄，抢走了村委会的公章，代替下一级的村委会在出让土地的协议上盖了公章……从文革到今天，抢夺公章的事例举不胜举。文革时代的公章故事和今天时代的公章故事，有时候就是在细节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生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