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笞直ɡ吹搅擞镂睦鲜Φ募颐趴冢谒焖剩颐巧塘孔盘诤未Γ�
原来想贴在他家门上，可是一扇门上贴不下两张大字报，只好一左一右贴在他家门两侧的墙上。
第二天上午，这位语文老师又把我悄悄拉到了围墙外，我以为他是来表达谢意的，结果他埋怨起了我。说我不应该将大字报贴到他家门口，学校工宣队长根本看不见，而且邻居还笑话他。
他给我出主意，说是最好将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楼房的墙上。看到我点头了，他又埋怨我为什么给他写了两张大字报？其他老师都只有一张。我告诉他，这是为了给他提高待遇。他摇着头「别提高了，平等，平等最好。」
「好吧，」我说，「我们辛苦一下，再新写一张大字报。」语文老师问我：「我家门口的大字报怎么办？」我说：「你回去把它们撕了。」「我怎么敢撕大字报？」语文老师叫了起来，接着小声说，「你亲自来撕掉。」然后又指导我，中午去撕掉他家门口大字报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话。我点着头，让他放心，中午时一切都会按照他指示的去做。他的右手伸进了口袋，摸出半盒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转身走了几步后，站住脚，回过身来，将那半盒香烟全部送给了我。
我按照语文老师的指示，中午放学前就将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好，贴到了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的楼房墙上。然后带着春苗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来到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大声喊叫着他的名字，他在屋里故意磨蹭着不出来，等到邻居们都跑出来看热闹时，他才点头哈腰地走出来。
我用他上午教我的话训斥他：「老实听着，我们写了一张更加深刻批判你师道尊严的大字报，就贴在学校里，你马上去看。」他应声向着学校方向走去。我们大模大样地撕掉了他家门旁的两张大字报，一边撕着，一边向他的邻居们解释，说这两张大字报写得不够深刻，贴在学校里新写的大字报非常深刻，欢迎他们到我们学校里去看看。
我在文革时期的写作持续到高中年级之后，对写大字报突然没有兴趣了。我尝试着写起了话剧，这应该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完成了一出独幕话剧，有将近四千字，几经修改后，认真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话剧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内容，就是一个地主在全国解放后失去了财产，如何心怀不满，想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被智慧的贫下中农生擒活捉。
当时我们小镇上有一位著名的红笔杆子，比我大十来岁，因为他在县文化馆的油印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歌和散文。透过一位同学的引见，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小镇名流，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独幕话剧呈上，请他批评指正。
几天以后，我再去拜访他时，他已经读完了我的独幕话剧，并且在最后一页用红笔写上大段的评语。他将手稿还给我的时候，神态十分傲慢，他说自己的意见都写在后面的评语里了，他就不多说了，不过有一点他要强调一下，就是我的话剧里没有人物心理，也就是没有人物独白。他告诉我，独白是剧本写作的重中之重。
在我告辞之时，他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完成的三幕话剧，题材和我的一样，也是一个地主想搞破坏，如何被贫下中农发现的故事。他将厚厚一迭手稿递给我时，专门要求我注意他是如何在剧本中写独白的，他自我陶醉地说：「尤其是地主的独白，写得栩栩如生。」
我将他的手稿和自己的手稿捧回家中。先是仔细阅读了他对我剧本的评语，我发现基本上是批评，只是在最后有一句话是表扬，说我文笔还算流畅。然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剧本，我觉得他写得也不怎么的，他自鸣得意的那几个地主独白段落，都是一些地主心里想着如何破坏社会主义的教条式语言，他所谓的栩栩如生，只是在里面夹杂了一些脏话而已。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化写作，工人和农民是从来不说脏话的，只有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说脏话。不过我仍然觉得应该夸奖他一番，毕竟他是我们小镇的名流。我礼尚往来，找来一枝红笔，在他三幕话剧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也写上了大段的评语。我的评语基本上是赞扬，尤其是对剧本里的地主独白，我不遗余力地吹捧，说如此精彩的独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只是在最后写上一句批评的话，说剧情不够紧凑。
我把剧本还给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明显地在期待着我的崇拜之情和恭维之词。我说了几句好话，他嘿嘿笑了几声。然后他发怒了，他发现我竟然在他剧本的最后一页写上了评语，他愤怒地冲着我叫起来：「你竟敢在我的剧本上写评语？」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我的礼尚往来竟然引发了他的怒火。我有些胆怯地说：「你也在我的剧本上写了评语。」
「他妈的，」他叫了起来，「你是谁？我是谁？」确实如此，他是名流，我是无名小卒。他看到我评语的最后一句批评的话，暴跳如雷了，他抬腿踢了我一脚，吼叫道：「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敢说我的剧情不够紧凑。」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提醒他，我的评语里还有恭维之词。
他低下头，读到了我对地主独白的吹捧，他的怒火明显小了下去，他在椅子里坐了下来，让我也坐下。他认真将我的评语让完后，似乎平静下来了，他开始抱怨，说我用红笔写了评语后，他就不能将这个剧本再给别人读了。我建议他将最后一页撕掉，将剧本的结尾重新抄写在稿纸上。我接着表示愿意替他抄写最后一页上的结尾，他摆摆手说：「算啦，我自己抄写。」然后他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他神秘地告诉我，县文化馆两个创作干部读完了他的剧本，好评如潮。
我心想，两个人怎么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不过我脸上装出了欣喜的表情，他继续神秘地说，现在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正在审读剧本，一旦获得通过，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将排练这个话剧，在县剧院演出五场后，就会送到省城去参加群众文艺会演的比赛。
这位小镇名流的得意之情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开始其倒霉的生涯了。当时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一个大老粗，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他读了剧本里地主独白的那几个段落之后，断然认定这位小镇名流是一个准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工宣队长把地主的心理独白当成他的心理独白了。
我这位同学的大哥十分委屈，他向工宣队长解释，那些心理独白是地主的，不是他的。工宣队长用手拍打厚厚的剧本，问他：「这个地主心里想的那些字是不是都是你写出来的？」
「是我写的，」他继续解释，「可是……」
「你这么写，就是你心里这么想。」工宣队长打断他的话，不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这位小镇名流在一夜之间，从红笔杆子变成了黑笔杆子。此后的两年里，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分，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操场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大木牌，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我每次见到他站在那里时，脖子后面就会感到冷风飕飕的，心想真是惊险。多亏了我的剧本里的地主没有心理独白，多亏了我在他的剧本后面吹捧地主独白评语被他撕掉了。要不在公判大会时，主席台上面也可能会给我留出一个陪斗的位置。
当时我们中学操场上每年都要开几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个或者几个杀人犯强奸犯之类的人。公判大会的时候，总是要找几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参加陪斗。这些陪斗者胸前挂着大木牌，一字排开，站在同样挂着大木牌的犯人两旁。犯人被五花大绑，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没有被绳子捆绑，这是陪斗和犯人的区别。不是每一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会参加每一次的陪斗，只有这位是例外，可能因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会，他就会挂着大木牌，低头出现在操场的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总是站在最右边。他是我们小镇的首席陪斗。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
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
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上。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五年，拔下的牙齿超过一万颗。
当时我二十出头，午休的时候常常站在医院临街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上一辈子？
我就是那时候决定写作小说的。我站在窗前的时候，经常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我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工作？」他回答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会有。当时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国家让我干起了牙医。如果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从事游手好闲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且首先要证明自己具有进入文化馆的资格。
通往文化馆的美好前程有三条道路：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都要从头学起，这太困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选择写作了。我是在文革十年里完成自己的小学和中学课程，这样的经历让我的成长丰富多彩，可是在学习上我虚度年华。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弄错上课铃声和下课铃声，经常是下课铃声响了，我走向教室准备去上课了。我当时认识的汉字其实不多，不过仍然可以应付自己的写作。多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赞扬我的叙述语言简洁，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
后来我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出版，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告诉我，我的语言翻译成英文以后，很像是海明威的语言。我就将自己的玩笑出口到美国，对这位教授说：「海明威认识的英文单词也不会多。」虽然是一个玩笑，却也说出一个道理。人生常常如此，有时候从长处出发，愈走愈短；有时候从短处出发，反而愈走愈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如果继续刚才的玩笑，那么我和海明威，可能都是毛泽东所说的坏事变成了好事的那种人。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边拔牙一边开始了写作。拔牙是为了维持生计，写作是为了以后不再拔牙。最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写下一个字比拔下一颗牙齿还要费力。可是为了进入天堂般的文化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