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幸福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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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至善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康德的理解,至善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它由两方面的要素组成,一是与人的利益、爱好、感情相联系的幸福;二是与人的理性相联系的德行,德行是使人能够配享幸福的一种价值。这两方面要素,在康德看来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提出至善论,康德的用意是调和德行与幸福的关系。他指出,“德性和幸福是被人思想为必然结合在那对我们说来有实践作用(即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志实现出的)的至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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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54
的“。
①但在至善概念中,德行和幸福不是并列的、平行的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康德认为,幸福无论如何也不能居于德行之上。
在他看来,尽管我们有责任使自己获得幸福,如果没有幸福或遭遇不幸可能使人被恶行所诱惑,甚至去做恶事,但是,如果把幸福作为至善的最高条件,显然又与他竭力主张的动机论和义务论的原理相违背,因而,幸福也不能作为至善的最高条件。这样,只是为了幸福而实践德行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行是不能作为手段或工具来对待的。康德坚持认为,在至善概念中,只有德行才能居于最高地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德行也必然产生幸福,从而实现至善这个完善境界。
“道德乃是至上的善(作为至善的第一条件)
,至于幸福则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只有在划分了这样一种先后次序之后,至善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对象“。
②
这种观点,与康德把善良意志作为幸福的条件的看法一致。
按照康德对至善这个道德理想的理解,似乎只有履行德行,并由德行而带来幸福,这才是最完满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往往并非如此。一方面,具备良好德行的人,常常得不到幸福,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和感官需求的享受;另一方面,一些没有德行的人,却可能拥有万贯家财和高官厚禄。这种情形,是德行与幸福的背离,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康德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存在,他说:“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行道德法则,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行能够在尘世上必然地结合起来,
①②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16、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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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我们所谓至善“。
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很显然,用康德自己建立起来的动机论和义务论伦理学体系,提供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对道德哲学的探索和研究、对人类道德理想的向往,使得康德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就此作罢。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假设,试图依赖于来世生活和彼岸世界,通过意志自由,把在尘世中相对立和矛盾的幸福与德行调和统一起来。这三个假设是:1。
康德认为,为了使德行与幸福达到统一,首先必须假设灵魂不朽。他说,至善“只有在我们假设了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时,……只有在灵魂不朽的这个假设之下,才在实践上是可能的”。
②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几十年的人生实践难以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尤其是当一个人具有德行时,也常常不会因此而获得幸福,这对于追求至善、希望达到道德完满境界的人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悲剧。但康德“提醒”人们,假如设想人格和灵魂不会随着人的生命的消失而消失,而是无限地延续下去,那么,他在尘世生活中不能获得的幸福,就会在来世的天国中因为他拥有德行而得到实现,从而实现德福统一,达到至善境界。康德把尘世间的不幸和遗憾都留给了来世,以满足人们的道德补偿心理。
2。仅仅假设灵魂不朽还不够,康德又假设上帝的存在。
提出这种假设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尘世生活中,我们常常感到德行与幸福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常人所不能调解的,那
①②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16—117、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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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谁能作出最终的裁决、并协调二者的矛盾呢?康德请出了上帝。他认为,只要假设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最高的仲裁者,上帝在我们之上,一定会明察秋毫,使有德之人得到幸福,使作恶之人必受报应。由于有了这样的制衡力量,人们在最高的上帝面前,就要选择因德而福之路,从而因惧怕上帝的惩罚和报应不做恶事;这样,人们追求至善的道德实践就成为可能。同时,上帝本身又是德行与幸福相统一的完美典范,上帝能够引导人类社会向道德世界过渡,使人类社会中的德福分离现象转化为由上帝主宰的德福一致的道德世界。
3。
以上两个假设,把德行和幸福的统一推到来世和彼岸世界。但是,即使是在来世和彼岸世界,人也必须先具有德行,然后才能协调德行和幸福的一致。所以,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即人的道德实践怎样才是可能的?假如道德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那么,无论是现世还是来世,德福一致的境界也不可能实现。
为此,康德提出了他的第三个假设,也是最重要的假设:人的意志自由,即人的行为纯粹受理性支配,而不受感性世界的制约。康德承认,人既具有感性,又具有理性,人们永远不能摆脱感性欲望的诱惑,经验主义伦理学正是基于这个观点把追求幸福、获得感性快乐作为人的本性。但是,康德又认定,人不仅是感性存在者,更是理性存在者;人能够摆脱感性的束缚,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达到意志自由。
因而,只有理性与自由才是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
康德强调,意志自由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不能将它们分裂开考虑。而且,只有假设意志是自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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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道德实践才成为可能。他认为,一切道德现象,都不能根据外在的效果、感性的经验产生出来,道德是由人的理性和意志自由原则决定的,因而,道德在其本质上是自律的。假如意志是不自由的,理性受到外界感性经验的制约,那么,道德行为和原则就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人的道德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康德说,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根据)。从另一方面说,自由意志本身是一种假定,不能根据科学方法加以论证,但是,自由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道德与自由不可分离,人类社会存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原则,我们可以根据人们的道德,去认识并证明人是有自由的。所以,“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①
上述的三个假设,表达了康德强烈希望解决德福矛盾的愿望。他试图为人们指出一条通往德福一致的光明途径,其用意和出发点是善良的、可敬的。尽管康德把人的德行置于幸福之上,并把德行与幸福的统一通过三个假设推向来世和彼岸世界,但是,康德毕竟承认了幸福的道德意义,承认了人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同时,也反映了康德伦理学自身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在其动机论和义务论伦理学中,康德不同意把关系到人的利害关系的幸福与纯粹的道德放在一起考察;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剥夺,所以,为了达到德行与幸福的一致,康德以三个假设为前提和条件,试图在二者之间做“调解员”
工作。
尽管其“调解”效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不理想的,也是不现
①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2页之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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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94
实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全面否定他所做的这一切。
至少,康德看到了自身伦理学理论与社会实际生活的某些矛盾,他对这种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对我们还是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也不能把康德从三种假设出发达到德福一致的思考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幸福观相提并论。虽然康德也提出了来世和彼岸世界的概念,但是,它与中世纪的宗教观还是有区别的。从康德建立他的庞大的伦理学体系的艰难历程中,可以看出,康德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所期望的道德人格是完美圆满的。为了不使人们陷入恶的泥潭,为了能使这个世界成为善的世界、道德的世界,康德不得不用一个至善的理想境界来激励人们对道德的追求。而当人们在德行与幸福之间产生矛盾时,康德又提出三个假设。他只是想告诉人们,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目标是可能的,而不是想把人们引向宗教的信仰、引向对虚无世界的寄托。所以,从积极的方面看,康德所假设的来世和彼岸世界,实际上就是他所憧憬的道德世界、至善境界。
至此,我们简要介绍了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上理性主义幸福观的几个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在他们之间,有几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他们都把人们是否具备道德(德性、德行)看作能否获得幸福的条件或标准。二是幸福与理性的关系。他们把道德与理性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理性是道德活动的指导,从而也就把幸福的获得与理性的指导相结合。三是对获得真正幸福的道德理想的热切向往。这几位哲学家尽管强调理性,而且自身也按照理性规则生活和思考,但是,在严肃的理性思考之中,我们依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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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第二章 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够感受到他们对人生幸福生活的憧憬和期待,感受到他们充分相信自己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伦理主张一定能给人类带来真正幸福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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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三章西方感性主义幸福观
如果为了自己理论体系的需要,强调人的本质中某一方面的因素,在学术研究中是允许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理性因素看作是人的唯一特性,否则,对人自身的理解就失之偏颇。人是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的结合体,人的这种二重特性决定了人在其一生的幸福追求中,既要重视精神的幸福和道德的完善,又要获得物质的满足和感性的快乐。虽然,我们可以对人的感性需求作适当的限制,以免感性需求的无限膨胀,但我们不能禁止感性需求的发生。
历史上有一些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探讨了人生幸福中的感性需求,提出了与理性主义幸福论者不同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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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第三章 西方感性主义幸福观
第三章 一 幸福就是快乐——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幸福观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A节制、适度与幸福A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A美德与幸福A古希腊伦理思想中,各种学派都有其各自的伦理主张,如果仔细分类,几乎每一位伦理学家的观点都可以自成一派。
但是,如果从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以及他们之间思想上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作一个粗略的划分,那么,古希腊“百花齐放”的伦理思想大抵分为两大派别,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