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伯利安-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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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脑完全停摆，就好像回旋飞船受创而被密封的舱室——气闭门将毁坏处隔离，让它暴露在真空之中。我仍然可以思考，并很快取回身体右侧的控制权。只有脑中主司语言的中心伤得太重，难以修复。我头颅内这台奇妙的有机计算机把语言功能当做瑕疵程序给抛弃了。掌管情感的大脑右半球并非完全没有语言的功能，但也只有最受情绪主宰的沟通单元得以幸存；我能使用的词汇苟延残喘，仅剩九个。（我后来才知道，这已经是特例了；许多脑血管意外患者所拥有的词语数量不过两到三个。）为有案可查，我还是记下来，这些是我能运用的全部词语：、屎、尿、疤子、天打雷劈、直娘贼、屁眼、嘘嘘和嗯嗯。
迅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字词有些重复。我能够支配的语汇里有八个名词，它们表示了六项事物；八个名词有五个可以当动词用。我保留了一个意义明确的名词，以及一个既可当动词又可当虚词的形容词。这个新语言体系包含了四个单字、三个复合字和两个叠字儿语。所能表达的意义范围有四个关于排泄、两个关于人体器官、一个神圣咒语、一个交媾或要求交媾的标准用语，还有一个交媾变异语汇，但这个对我不再适用——因为我老妈早已过世。
总之，这些也够用了。
在天国之门的烂泥坑和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三年，我不敢说那些回忆充满了喜乐，但和我之前在旧地的二十年相比，这些日子至少对我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重要性或许还更显著些。
很快我就发现，在我的几个亲朋好友之间——比方说老泥巴，这个挖泥班的工头；昂克，这个贫民窟里跟我收保护费的恶霸；还有戚蒂，待在爬满虱虫窑子里的狐媚子，我有钱的时候会去找她睡上一晚——这些词语很吃得开。“屎，”我会一边嘟哝一边比划，“屁眼疤子嘘嘘！”
“啊，”老泥巴笑嘻嘻地说道，露出他仅有的一颗大牙，”要去店里找些又湿又软又嫩的乐子嚼嚼？”
“天打雷劈嗯嗯！”我也朝他笑道。
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措词有限的语言之舞，更是在于感知和记忆近乎无限的组合，同时兼具着所感所忆的灵敏。我在天国之门待了当地时间的三年，几乎有一千五百标准天数。这三年，我有时间去观看，去感受，去聆听——去回忆，似乎我重获新生了。虽然我的新生之地又是地狱，但这无关紧要；再次写作的感受是真正诗歌的精华，新鲜自然的经验是给予我新生的生日礼物。
要适应一个美丽新世界①，一个突然间比我年长了一百五十岁的新世界，没多大困难之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我们谈过扩张和先驱精神，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人类宇宙变得如何残废虚弱，如何徘徊不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带着创造力头脑的舒适黑暗时代；制度改变得很少，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的；科学研究慢吞吞地横向蟹行，而它曾经是带着本能地大步飞跃的；发明物更是几无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稳定技术，对我们的曾祖父来说——他们也能立马搞明白，学会怎么用。因此，当我在飞船上沉睡的那段时间里，霸主成了正式的实体，世界网被织成了近乎完美的形状，全局以民主的方式取代了人类的慈善暴君，技术内核正式退出人类事业，然后以盟友而不是奴隶的姿态伸出了它的援手，驱逐者退却至黑暗，扮演起复仇女神的角色……但是，甚至在我被打入冰棺之中，夹在猪肚子和冰冻果子露中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慢慢地爬向临界点了，这种旧趋势显而易见的扩张不难理解。此外，如果历史从自己内部审视自己，它总是像是肚子里那黑暗、帮助消化的伙食，跟史学家从远处审视那些很容易辨认的奶牛是远远不同的。
我的生命是在天国之门，是那分分秒秒的挣扎生存。天空总是没完没了的黄褐日落之色，挂在头上就像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离我的小屋仅几米之遥。我的小屋，说也奇怪，还是挺舒服的：有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或者干那事的帆布床，一个用来方便的地洞，一面可以静静凝视的窗户。我的环境是我词语的真实写照。
对作家来说，监狱总是个妙地方，它会杀灭活动和消遣这一对魔鬼，天国之门也毫不例外。大气保护体监禁着我的身体，但没有监禁我的头脑，也没有禁锢住那脑袋里仅剩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我的。
在旧地，我的诗文是写在一只撒督…德科纳通信志思想处理器中的。当时，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衬垫躺椅中，抑或浮在我的电磁游船中，漂在黑色的泻湖上方，又或者是沉思地走在香气四溢的凉亭里。那是些面目可憎、训练无素、毫无技巧的浮夸诗文，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天国之门，我发现了刺激精神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的；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我得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弯脊折骨，痛苦榨肺，撕肠裂肚，扯裂韧带，打破卵蛋的体力劳动。但是我发现，只要这任务是既繁重又反复，我的头脑就会无拘无束地漫步在更富想象力的区域里，不仅如此，它还会飞也似地逃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在天国之门，我会在织女主星的红色凝视下，在污水四溅的运河里疏浚河底的渣滓，或者，我会在迷宫般的肺道中，手脚并用，缓缓地爬行在重吸菌组成的钟乳石和石笋中，与此同时，我变成了诗人。
我所缺乏的，仅仅是词语。
２０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①，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带来的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这字还是这个意思。但是近英语中，“honesty”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或者“Motherland”？或者“progress”？或者“beauty”？但正是在我们的自欺欺人之下，我们成了上帝
第五章
有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栖于一身的人，名叫伯特兰·罗素①，这家伙跟加斯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也死在同一世纪，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语言不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惟一贡献（是的，我们的ＤＮＡ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物编织了真正的构造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Ⅱ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粘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鸟——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惟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惟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嘘嘘。天打雷劈！”
他们摇摇脑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粘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磺玫瑰，不让滚滚前进的灌浆机将它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看见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在根本上这是真理。我处理“物自身”①，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的，那些词语回家了。我的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都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劳作在污泥场，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嘶嘶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自己惯于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②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着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苯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