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孩子-第3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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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在国外干了一段时间后回来当起国家队主教练，他把运动员闭门造车般训练了一、两年后，就吹起了牛皮说：中国队弄个世界第三不太奇怪。结果带队在亚洲一打，却输给了世界排名十名之后的日本、南韩，这汉子的身份马上就由国家队主教练变为“排坛名宿”。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笑星冯巩、牛群在相声《拍卖》中，把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施拉普纳那光溜溜脑袋上长的几根头发当作国宝进行“拍卖”。从此，中国足球队就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说来也奇怪，中国队打欧洲、拉美强队输球是合理的，但是出战只有几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的国家挑选出来的国家队如巴林、卡塔尔、阿曼也难有斩获。数十年来，中国队真的是捧也起不来，打也不成才，钱也烧不活，骂也不理睬。不少省长、市长、企业家在分析自身工作时喜欢把它作为比照物唠叨一番。

人们会问：是十三亿中国人中找不到25个健壮的小伙子吗？不是，生龙活虎的中国人多的是；是缺乏有足球意识的教练吗？不是，外国著名教练进来不少；是球队的生活待遇不好以至没有积极性吗？不是，中国球员是高收入者；是没有时间练球以至技艺不精吗？也不是，已经职业化了；是足球没有“从娃娃抓起”吗？更加不是，送到巴西学球的娃娃现在都当父亲了！

“哎呀呀，气杀我也！”——京剧里的对白说，不问也罢！

然而，与足球有关的故事自然又让我不得不说出一个外国男子汉的名字——希丁克。从1984年到我写这段话时止，此君总是在演绎着他的传奇：1984年开始担任埃因霍温队的助理教练，两年后被扶正帅位。此后第一年就率领该队获荷甲冠军，一年后便包揽了荷兰联赛、杯赛、欧洲冠军杯赛冠军，进而实现荷甲三连冠。1998年，他率领荷兰国家队征战法国世界杯，一路过关夺隘挺进四强，虽然在强大的巴西队脚下止步。但是，虽败犹荣，希丁克的功绩仍然受到追捧。2002年，在韩日世界杯上身披韩国队帅服的他，令旗挥处，奇迹立现：杀入四强，实现了韩国乃至亚洲球队历史性的突破。后来，卸下韩国队帅袍的希丁克，又接掌了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帅印，把一群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赢过一场比赛的“澳洲袋鼠”调教得有板有眼，准备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一展丰采。看样子，新的神奇又要出现了……。

有人说，希丁克是“万金油”——哪儿都能用得着他。而我呢，则稍有点个人的感慨：每当在赛场边上看到希丁克那西瓜皮似的老脸，脑海里就会念念有词：“是金子，放在哪儿都会发光。”

话说回来，中国人是聪明的、坚毅的，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尚能奋发图强，用二十年时间的奋斗让世界刮目相看，而长期找不到原因的中国足球队却成了人们用于鞭策自己的最好的思想遗产。

通过观察当今体坛人士成败兴衰的各种个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口水战，我很自然地联想起小时候看电影《南征北战》的感受。在这部以消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为素材的影片里，有一个国军将领在吃了败仗后对懊恼的张军长说：“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狡猾。”这也许是真话。一位参加了该战役的国民党退伍老兵看了《南征北战》后对我说：“国军是输了，但没有那么狼狈。”在内战硝烟散去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共军将领也正面评价国军五大主力的作战能力。但是，当人们在失败后才挖空心思寻找失败的托词，确实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我在开始写本文的时候，传出郎平已被聘请为美国队主教练。我想，不论她能否再次成功，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对郎平的看法上，我和狡猾的美国人有共同语言。有趣的是，郎平当了三个月美国女排主教练后，于2005年七月带队参加世界大奖赛中国杭州站比赛，见到熟悉的中国记者朋友，她无奈地说：“她们都是各大学的学生，只有业余时间参加训练，不像国内。”而到了2005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2005年世界大奖赛总决赛上，这支美国队痛快淋漓地直落三局3：0把奥运会冠军中国队斩于马下。

有个记者在《跟“师傅”再学点本事》的小标题下写道：“中美之战，师傅胜了徒弟。”——这师傅就是郎平。

人啊，比较显示智慧，结果体现水平。

应该指出，我并不是盲目崇拜论者，我所信奉的理念是“没有最好，只能更好”，我强调“只能”，是竞争的需要，是排他性的、无选择余地的，是“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意思。深圳有个“玉凤金龙大酒楼”，1995年初，当它投资了3000万元后，还需要500万元才能开业而又筹措无门时，我写了有保留的意见，然后签字贷款给了它500万元。如期开业后生意奇好，中国当红著名歌星彭丽媛、董文华都到过其歌舞厅演出。当时堪称业界的“深圳最好”，但是经营者天天想着“我是最好”而不再进取，到了2001年就算垮了。

你也应该知道，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明史，曾几何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英国也曾经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而当年强大的中国、英国，后来都被建国才二、三百年的美国远远地抛在后边，中国还在近代受到不少国家的欺负，人民生灵涂炭。

这个教训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的看法是：无论自己处于顺境或者逆境，孰强、孰弱，成功或是失败，都应该牢牢记住：“只能更好”，并为更好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还有一句在民间流传的话，应该作为正确的思想理念加以弘扬，它就是：宁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2005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谈话交流节目，说一个女高级工程师因工厂倒闭、儿子上大学导致家庭拮据而当了保姆，观众既同情她的遭遇，也为她的母爱和豁达的情怀而感动。在我看来，赞扬她是应该的，但她的教训更珍贵：一个人如果在人生道路顺心时缺乏危机意识，不努力继续学习，而且不积极、不主动、不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他就会危机四伏。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也是人们常常讲的危机意识。你在五、六岁的时候，每当听到电视里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会专注的听着，并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也不知道为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动过多少回。她不但音韵激悦，催人奋进，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示，确是对华夏儿孙最好的鞭策和激励。

细节奠定成功，小处铸就伟人。

一个人那怕再有鸿鹄之志，也要从基础做起，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做人是如此，做事业也是如此。你看，刘邦、朱元璋、蒋介石、毛泽东，哪个不是如此？当代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不也是从打工起步最后功成名就的吗！他信在当上泰国总理后第一次访问刚刚发生9。11事件后的美国，保安人员要求他从酒店的厨房通过，这使他立即联想到年轻时第一次到美国读书在酒店厨房打杂工的情景。从厨房杂工到富商、再到国家总理，他信深有感触地说：“世上任何事情，只要你努力去做没有实现不了的。”

是啊！宋朝的陆游老先生说得好：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儿子：当你碰到大、小事情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努力把它做好。不要迁就自己：“这一次没关系”。那些嘴上老是挂着“没关系”、“无所谓”的人，还不见得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心中老是想着这也没关系、那也无所谓，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无所作为之辈。

乐于从小事做起，乐于把小事做好。有一则故事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因为重庆地方太小，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卫生环境自然很差，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书法家于佑任先生写了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的告示贴在街上，有个有心人看到是于老的墨宝，便小心翼翼的撕下来，拿到家里把每一个字剪开，重新裱成“小处不可随便”而珍藏起来，数十年后成为一段佳话。孩子：在社会上，由于一句话的得与失、一件小事影响整个人生进程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有的公司聘用员工喜欢看小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大的方面，人们都很注意，都包装得很好，实际上用包装掩盖了真我。但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的个人秉性就是真我的表现。所以，你既然是一个好人，你就要在大、小事情上一样重视，做到表里如一、大小如一。事实上，注意小事，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古人不是说了吗：“一点水可以见太阳”，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六、要注意把握现实与理想、梦想、幻想的分寸，牢牢掌握事业成功的临界点。

什么叫临界点呢？就是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实现条件。我认为，它是应用和管理领域的绝妙应用软件。人们通常说的“分寸”、“恰到好处”等词汇也许可以作它的注释。

在实践中，上至国家管理下至人们日常生活中运用临界理论的大小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就说做菜吧：清蒸鲈鱼，烹饪时间多了一分钟——老了，少了一分钟——不熟。把握在熟与不熟之间的临界点上出锅——刚熟。若请三人一尝——张三说：“真甜。”李四说：“真香。”王大麻子说：“真嫩！简直就是美的享受。”再譬如人们说话吧：说多了，“罗嗦”；不说呢，“怎么哑了？”只有当你与人说话在时间、场合、数量、态度等方面都做得恰到好处时，听的人的感觉才会舒服。在经商方面，说话是否适度更是自己能否达至目的的前提。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可以不知道临界理论的名称或概念，但不可以不懂得运用临界理论。假如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无法自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说为社会做贡献了。

现在，我用你比较熟悉的数学概念来说说“现实”、“理想”、“梦想”、“幻想”等问题：“现实”是一个点，从这个点可以分别划出三条线连接“理想”、“梦想”、“幻想”，而确定这三条线中哪条长、哪条短，就是一个人一生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拿我来说吧：我的“理想”是想当作家。我年轻时想，作家是一个多么崇高的职业，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让多少代人如痴如醉，流传至今。而那些达官贵人则没有那么好运，正如他说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是啊！现在只有他当年勒紧裤带写的书还在。然而，“现实”是：我老是写小说、散文、诗歌都没有市场，也混不到饭来吃。这时候，就应该认识到这个“理想”不适合我，我唯有选择回头。正因为如此，这人哪，一现实便使得我这一生中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北京，所写的小说、散文就更不用说了；但我的论文、文章、报告早已越过长江、黄河而到了北京，有的还进了人民大会堂等大雅之堂。

讲到“梦想”，我可能更幸运一点。早在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村里那些老叔公们就说我：“不会在村里呆很久的，你看看他的眼睛发出的蓝光，就知道是一个官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