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八:汉武的帝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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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
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
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
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
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
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
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13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4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下狱自杀。
元光四年，魏其侯窦婴被杀。
元朔二年，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