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第二篇是根据盐谷氏的，不用说了，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一字未提盐谷氏。“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即《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等于是又一篇。也是一字未提。无论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有这个训练的），还是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受过现代学术规范教育的），这些地方是应当注明的。不能说“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就不注明了。
其三，到一九三○年十一月《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在《题记》中也只是说，盐谷氏重新发现了什么材料，仍不提盐谷氏的书曾是他写作时的“参考书之一”，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替鲁迅设想，这时就是想注明也不敢了，注了岂不恰恰证明先前曾抄袭过盐谷温吗？
有以上确证，怎么能说陈西滢的揭发没有道理，全是错的呢？为贤者讳，为圣人讳，也不能讳到这个地步吧。成就是成就，绝不能因其成就的伟大，而讳言其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至于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该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说什么都不能说是对的。近日阅报，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在讲课时，讲到某个学术观点，正好到了下课时间，没来得及说出这一观点的出处，好像他自家研究所得似的，学生向学校当局报告，这个教师二话不说，只有辞职了事。不是他想辞职，而是他若不辞职就开除了。
有人或许会说，不是胡适也为鲁迅辩护，说陈西滢的话不对吗？
这件事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苏雪林曾对鲁迅有过尖锐的批评，十二月胡适给她写了一封信，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说“整本”的抄袭，当然是陈西滢错了，连鲁迅也承认自己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就可证明陈西滢并没有全错。在这里，不存在什么误信小人之言。张凤举是留日的，也是北大的教授，平日与周家兄弟又来往甚勤，只有他才能知道盐谷氏的书是什么样子，也只有他才能知道鲁迅“根据”到什么程度。
抗战前夕，胡适的名望如日中天，对什么事情都要做持平之论。这是中国名人的一大毛病，所谓不“过甚其辞”，不过是中庸之道罢了。就在这封给苏雪林的信里，在谈到鲁迅的问题时，也是先来一通持平之论才说到这个话题的。他是这样说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别人看了，尤其是那些读书不多的人看了，会说，胡先生多么公道呀！实际上，胡适对鲁迅的看法是什么，读书稍多点的人是知道的。不用远处找证据，就在这封信里，就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的前一段，胡适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狺狺是犬吠，都把鲁迅对他们的批评视作狗叫了，还说什么“持平”，还说什么“恶而知其美”！真要公道，就不该说陈西滢对鲁迅的批评全错了。鲁迅全书二十八篇，有两篇是根据盐谷温来的，至少没有出注，就应当说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吧。
有一点胡适是说对了，那就是，因为陈西滢揭发了鲁迅学术著作中有抄袭的嫌疑，这让鲁迅与陈西滢结下死仇，也和现代评论派结下了死仇。现代评论派的一彪人马大都参加了新月社，鲁迅也就和新月社（新月派）结下了死仇。
直到十年之后，鲁迅的这个气还没有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虽历经十年之久，鲁迅的仇恨却是历久弥新，没有一点减弱的意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我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50—451页）
关于“剽窃”的辩驳（3）
再怎样辩白，再怎样义愤，不说明，不出注，总是不对的，至少也是欠妥的。从这样的仇视上，也可看出鲁迅对这件事是怎样的在意。
在《西滢致志摩》中，还有几句让鲁迅大为恼火的话。可说是戳到了鲁迅的痛处：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子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话是难听了点，但和鲁迅后来多次标榜过的自己写作的宗旨也还相差不大。鲁迅不是常说自己怎样勇于解剖自己，怎样要引起疗救的注意，在给尤炳圻的信中曾说“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解剖自己，揭发自己的缺点，不就是把自己的缺点昭示给世人，以为警诫吗？陈西滢说“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嘲讽的说法。
面对这样善作婉讽，而实则如利刃锥心的对手，鲁迅也不能示人以弱。
在《不是信》中，他是这样说的：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多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做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做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满是这样的货色。
从取喻的简捷，用语的生动上说，还是陈西滢的嘲讽杀伤力大些。鲁迅的反驳则显得力不从心。只有末后一句“虽然满肚子都是这样的货色”，还有一点往日的俏皮。
从论战的角度说，陈西滢还有几句话也是很可赏玩的：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在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再看鲁迅是怎样反驳的。他说，这是根据了三个例子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
这样的反驳，显得冗繁、苍白，力不从心。
后世的论者，多说在这场驳难中，陈西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的地位，这是过分看重鲁迅的战斗力了。若陈氏真是这样窝囊的对手，鲁迅也就不能说多么高明了。前面曾引过胡适一句话，说“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虽是指抄袭事件，却不能说与陈西滢在整个论战中给鲁迅精神上造成的损伤没有一点关系。公允地说，说抄袭固然应当结仇，但仇结到后来那个地步，只要一提起陈西滢就咬牙切齿，毋宁说整个论战中陈西滢对鲁迅的震憾力、冲击力和杀伤力太大了。
在鲁迅一生的论敌中，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1）
闲话事件中的闲话，不是闲话，是时局的反映，也是品格的反映。这里要谈的关于薪水的闲话，是真正的闲话。较之上一节关于剽窃的驳难，格局显得小了些。因为关系到鲁迅对新文化人物的心态，也放在这里作一介绍。
仍是由《西滢致志摩》信中的举例引发的。但陈西滢提起此事，只是为李四光抱不平。要说真正的起因，还得归到鲁迅身上。
这就要说到前一章里写过的女师大风潮。
先介绍一下李四光其人。
李四光的经历是很辉煌的。湖北黄冈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原名仲揆，字福生，后改名四光。一九○四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七年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一九一○年毕业回国。一九一一年九月到北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十月授工科进士。武昌起义爆发，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民国元年，先在临时政府任职，后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湖北同盟会书记。一九一三年赴英国留学，入伯明翰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自然科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