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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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意象，而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体系的一种妥协，它们因此而展示了心理冲突的现实。
没有压抑理论，无意识这一概念便成了玄妙难解的东西；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我们从压抑理论中获得了无意识的理论。”
［７］换句话说，无意识是“从动力学上讲不自觉地被压抑着的东西”。
［８］在整个体系中，压抑是个关键词，这个词是经过挑选来指明一种建立在心理冲突基础上的动力结构的。弗洛伊德在说明心理压抑的性质时，从社会现象如战争、警察制度中援引和列举了一系列譬喻和类比。
［９］
从神经症症状、梦与过失到关于人性的一般理论，这中间似乎有一个飞跃。但即使承认这是一个飞跃，弗洛伊德也可以争辩说，他有资格去探索把一种从狭小领域中获得的假说应用到最广泛的领域中去的可能性。他可以冒犯世人地声称：传统的人性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关于这些外围现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它们没有任何东西可说。
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什么人性理论能够对梦和神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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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
乱说出一点有意义的话来呢？难道梦和神经错乱真的是人类生活之外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吗？
然而事实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从神经症症状、梦与过失到新的人性一般理论，并不需要再向前跃进，因为受压抑的无意识假说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结论，即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尽管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理论上却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无意识意愿已经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闯入人们公认的正常行为之中。
从理论上讲更加重要的现象是梦，因为梦虽然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却不仅详尽无遗地展示了无意识的存在，而且还显示了压抑机制的存在（梦的检查制度）。
但既然同样的压抑机制也是产生神经症症状的原因，既然神经症患者的梦——这些梦是理解其神经症症状的含义的线索——在结构上和内容上均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其结论便自然是，梦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症状。
［１０］我们所有的人因此都是神经症患者。至少，梦向我们表明，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在白天才有差别。但既然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也显示出同样的机制，那么，即使“健康”人白天的清醒生活，也显然渗透了无数的症状形式。因此，“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而仅有量的差别，这种差别仅仅取决于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的神经症是否已严重到使我们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
［１］
换用一种更为悖理的说法，或许能使我们更加接近弗洛伊德的观点。这就是，“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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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生与死的对抗
别仅仅在于，“正常人”的神经症具有社会通用的表现形式。
总而言之，在引用一种更为技术性和更为小心谨慎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同一定理时，弗洛伊德要说的是：从梦的研究中我们懂得了，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是一种业已作为一种正常组成部分而存在于我们心理结构之中的心理机制，而并不是一种新的、由某些病理失调或其他原因创造出来的心理机制。
［１２］
因此，弗洛伊德的第一个悖论——存在着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必然暗含着第二个更加重要的悖论：人类普遍患有神经症。这是精神分析的一座过渡桥梁。神经症并不是一种偶尔发生的反常和变态；它并不仅仅存在于别人身上；它就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任何时候都伴随着我们。它同样也发生在心理分析者身上：弗洛伊德便是通过自我分析才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并将它视为一切神经症的根源的。
《释梦》是对苏格拉底的训诫“认识你自己”
的一个了不起的运用和拓展。
或者，换一种方式讲，人普遍具有神经症的教义是神学原罪教义的精神分析学翻版。
弗洛伊德基本假设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指出心理冲突的存在；不进一步详细说明这种冲突的性质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上述假说就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公设。于是弗洛伊德在不同的层面上并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致力于分析基本的心理冲突。现在且让我们从这些不同的陈述中抽取出共同的核心和要点。
在我们开始表述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时，我们曾使用ｐｕｒｐｏｓｅ（目的、意向）一词来指称那些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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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
的东西。这个十分模糊含混的词掩盖了一条基本的弗洛伊德定理。产生出梦和神经症的心理冲突并不是由知性问题造成的，而是由目的、意愿、欲望造成的。弗洛伊德经常使用的术语“无意识观念”在这里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但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考察的仅仅是记忆和观念，我们便始终停留在表面。
心理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情绪。
所有的心理力量只是通过其激发情绪的倾向才变得有意义。观念只在其与不容发生的情绪释放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受到压抑；所以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压抑仅仅涉及情绪，但这些情绪只有与观念结合在一起，才能为我们所理解。“
［１３］弗洛伊德不倦地强调，梦本质上是愿望的满足，它所表达的是受到压抑的愿望，神经症症状也同样如此。
现在，如果我们把“欲望”
（ｄｅｓｉｒｅ）作为这一系列术语的一个最适合的概括和抽象，那么，一条弗洛伊德式的定理就是：人的本质并不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而是我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大体如此）认为人的ｓｕｍｕｍｈｏｎｕｍ（至善）
止于观照和沉思；由于目的乃是任何定义中的基本要素，这就相当于说，人的本质就是观照或沉思。然而，与人是沉思者这一教义杂然并陈在一起的，是柏拉图关于爱欲的教义。正像柏拉图在《会饮篇》和《斐德若篇》中反复论述的那样，爱欲的教义向我们暗示，人的基本的追求是为他的爱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人是沉思者和人是爱欲者这一暧昧不明的杂然并陈，同样也见之于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西方传统的转折开始于对黑格尔的反拨。费尔巴哈和继之而来的马克思，都呼吁放弃沉思的传统而主张他们所说的“实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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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生与死的对抗
性活动“
；讨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将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然而叔本华及其意志至上的思想——无论他本人对意志至上的竭力逃避会在多大程度上勾销他的思想——却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对伟大的、确实精神已相当不正常的西方传统——即人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成为一个沉思者的传统——的摒弃。弗洛伊德心理学将纯粹的沉思作为根本不存在的范畴予以取消。在他看来，只有愿望才能发动我们的心理机器。
［１４］
与这种把欲望视为人的本质的思想相关联，欲望被定义为其指向是获得快感逃避痛苦的能量。
弗洛伊德因而可以说：“我们的全部心理活动就是一心要获得快感和逃避痛苦，它自动地受快乐原则的调节。”
［１５］或者，“简言之，正是快乐原则安排了生命所意欲的种种活动。”
［１６］在这一分析水平上，快乐原则中并不暗含复杂的享乐主义理论或任何关涉快感渊源的特殊理论。这是一个来自常识的假设，其含义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所有的人都追求快乐；所以弗洛伊德说：快乐原则的目标是快乐。
［１７］
然而人追求快乐的欲望却与整个世界相冲突。现实迫使人放弃对快乐的追求；现实使人的欲望受到挫折。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即是造成压抑的原因。
［１８］在压抑状况下，我们存在的本质体现为无意识，只有在无意识中，快乐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梦与神经症症状表明：现实的挫折不可能摧毁我们存在的本质——欲望；无意识是人的灵魂的不可驯服、不可摧毁的要素。整个世界可以起而反对它，然而人却仍然执着于这根深蒂固的欲望，热情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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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
着快乐的正面实现。
［１９］
与此相反，人的自觉意识到的自我却通过拒绝承认和接纳欲望而建立起压抑机制；我们可以说，意识的自我是介于我们内在的真实存在和外部现实之间的我们生命的表层。意识的自我的核心，是心灵中负责从外部世界接收知觉的那一部分或那一体系。这个核心经由语言的力量而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从而使教育和文明化（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的过程得以进行。意识的自我是对外部环境和文化竭力适应的器官。因此，它不由快乐原则支配，而由顺应现实的原则即现实原则支配。
我们在前面分析梦和神经症症状时曾说，它们是意识和无意识两种体系相互冲突的产物，但根据这里的观点，它们同样也可以视为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相互冲突的产物。
［２０］一方面，梦、神经症症状以及所有其他那些无意识的显现方式，如幻想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种不可忍受的现实的逃避或疏远。
［２１］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对快乐原则的回归；它们是那些被现实否弃了的快乐的代用品。
［２］在这由两种相互冲突的体系达成的妥协中，所渴望的快乐被减少、扭曲甚至转变成了痛苦。在压抑状况下，在现实原则的支配地位下，对快乐的追求降格为一种症状。
［２３］
然而，说现实或现实原则导致了压抑，这仅仅是明确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等同为“生存斗争”
，仿佛压抑最终可以被解释为某些客观的工作需要和经济需要。
［２４］但人是经由文化或社会的中介造成他自己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现实（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作冲动）
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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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生与死的对抗
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是社会向人征收了压抑这种赋税。
当然，甚至这一公式，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也是与一种不成熟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对人实施压抑，只不过是在为种种客观经济需要立法。这种天真的、理性的社会学与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早期表述是一致的。如同我们将会看见的那样，后期的弗洛伊德在他关于焦虑的学说中，正在趋向这样一种立场，这就是：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当然，说社会强行行使了压抑，这也还仅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是社会强行行使了压抑，而压抑又引起了普遍的人类神经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