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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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以此类推毛人风用才不问亲的话，便失之偏颇了。因为毛打破的只是戴的用人惯例，并不妨碍陈、周与他的亲近。这从毛人凤对毛森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年以后，“曲线救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年初，毛森设法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
8月10日，戴笠正陪着梅乐斯在浙江淳安一带视察，坐镇罗家湾大院的毛人凤责无旁贷地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忙里忙外，事必躬亲，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出演“连台本戏”。一方面他要有效快速地实现老蒋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要把各项工作的考虑与实施情况及时通报戴笠，在“老板”的支持肯定下全力落实。
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制订了相应的独拔头筹的目标和方式。目标很明确：从敌伪的武装力量、军事物资，直到不动产业、金银珠宝，乃至汉奸太太，都要抢夺，毫厘不让。方式却颇费周折。按照戴笠原先的想法，随着抗战的结束，那些本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诸如缉私处、交检处等等，很可能要自行萎缩，取而代之的常规机构，即警察部门的职能一定会大大增强，大凡立案侦讯、扣捕人犯、查封财产等，无一不是警察部门的操持。因此，心须把这张牌攥在手里。戴笠也考虑过促成此事的把握：早在抗战前，国民党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警察系统作为特工控制的公开单位。如果顺沿旧规，再竭力争取一下，手到擒来是完全可能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戴笠责成毛人凤尽快会同人事部门，拟出一份未来各大中城市警察局长以及主要班底的人选名单，俟“最高当局”议论此事时，呈报核准，一举确立军统在这方面的优势。
毛人凤照单全收，一方面按照戴笠的指示加紧工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他根据久历专区、县府两级行政的经验，认为沦陷区光复以后，中央对接收工作一定有个通盘考虑。相比而言，张群、吴鼎昌、翁文灏等新政学系头头，精于行政的路数，如果趁着眼下邀宠之际，提出对口交代的方案，很容易得逞。接着毛人凤用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和善高当年随周启祥去黄陂公干时，事先按财税、土地、建设、教育、公安各口搭好一套接收班底，启祥按印的同时，我们就各自对口，让前任照档册办交代。尽管有花钱买高抬贵手的暗事，但跨跃界限，不对口径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比如，当时有一批建筑材料是前任县长以修建县政府房子的名义买下的，准备给自己盖公馆，没等图样打好下台了。照理，这批材料应由建设科接收，但查找存档，发现是挪用了教育经费，于是教育科和建设科两家争执起来，直闹得面红耳赤。一堆木料砖瓦尚且这么争法，遑论沦陷区那么多人力财物？
毛人凤一席话说得戴笠警觉起来。“果真按对口交代的行政惯例实施接收，警察局顶个屁用？充其量不过是拿下伪警局的人马枪枝、房子汽车，再就是拘留所里的小偷乞丐，妓女毒贩，还得给他们弄饭吃。”戴笠混过下三流，知道局子里的事，想到这一茬，恍然大悟，才明白毛人凤的“补充”意见，其实是个不敢苟同的暗示，于是重打算盘，认真地倾听了毛人凤的新构思。
毛人凤新构思的要点是：抓注“肃清汉奸”的题目做文章，向“最高当局”建议：凡是曾经沦陷于敌伪的地区，一旦光复后，迅即成立肃奸委员会，凡检举拘禁汉奸，侦讯获取罪证，认定查封“逆产”，一概在肃奸委员会统一指导下进行。这个委员会不受接收班底的统属，直接听命于该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毛人凤的新构思可谓老谋深算，因为军统长期工作于对敌伪斗争的前列，很可能以熟悉情况、经验丰富、耳目灵通的优势，担当各地“肃奸委员会”的主任，真可谓：摈退旁人，独自出见，请也是我，不请也是我。
主意拿定，毛人凤多了一项差使，除却会同龚仙舫斟酌各警察局长的人选名单外，还开始拟定组建“肃奸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章程。具体由周念行牵头，纠合几个学法律的专才，先草拟出一份文件，交毛人凤过目。毛人凤忽觉仅有“肃奸”两字颇有歧义。前不久，中共在七大上驳斥国民党以“奸党”、“奸军”相称的污蔑之词，这就很可能被舆论误解为反共的特务机关。
眼下，团结对外，反对内证的呼声颇高，不要因此给“领袖”增添麻烦。另外，“肃奸”之“肃”，过于强调行动，看不出与侦察审讯、查封敌产之间的关系，于是提笔一改，成了“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再作些补充修改，连同那份警察局长人选的名单，一并交给了戴笠。
这时，已近7月，戴笠估计到“胜利下山”还有段光景，便陪同梅乐斯先去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