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脉-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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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内心的“灵告之声”
中国地脉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白郎
当把地球当作一面巨大的铜镜时，它的“文明之光”中映现出古老而灿烂的四大文明区——东地中海文明区（包括巴比伦、埃及、亚述、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印第安文明区（包括玛雅、印加、阿斯特克等），及东亚文明区（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在这些辉煌的古老文明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惟一未被中断过文化传统的国家，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夏朝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家国一体化的宗法血缘制维系下的权力社会，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动乱，但中国
文化深处的价值体系却始终保持着超稳定状态，它漫长的历史和成熟程度，令人惊叹不已。
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中国属于极度亲自然的道德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人和自然的一体化，如陈寅恪所说：“求融合精神于运动中，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境，自身没有孕育出基督教式的一元性神格宗教，它的母胎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先验的至高创造神，类似于西方的神格宗教因素被人心中无限的宇宙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取代了。
认识孔子的“礼”、“仁”、“乐”思想，有助于真正认清中国式人文精神的要旨。在孔子看来，人类始终处在某种混乱黑暗的过程当中，所以，为人类建立恰当的具有规范性的秩序和制度是必须的，在这种合理化的秩序和制度里，人与人能够美好地共处，即这种秩序能够给人类提供最大的安全感与亲和力。这种秩序就是“礼”，它是人们必须遵从的社会伦理律令，也只有遵从它才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外部人文环境，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另外就是“仁”，如果“礼”是外在的人文秩序原则，那么“仁”就是内在良知的示现，这种心灵深处充满善和爱的力量，从内向外散发出来，成为自觉的心灵实践。一个遵从“仁”的人，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如果大家都是君子，世界又何至于“礼崩乐坏”呢？反过来，“仁”同时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它限制人自身的“恶”，引导人向“善”靠拢，所以中国古代的有德之士总是要“慎独”，即自己观照反省自己，而不是向神忏悔。再就是“乐”，这里的“乐”已不简单指的是音乐了，而是超越了一切内在、外在桎梏的心灵觉受，是泛宗教情感意义上的一种来自内心的“灵告之声”。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乐”，那他就已和光同尘置身于天地的无限性之中，与其融为“不一不异”的一体，实现了生命自身的解放，尽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完成生命自身的超越和谢恩。总起来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是内在的约束力，“乐”是对自我的灵性解救。“伦理”（礼）、“道德”（仁）、“天人合一”（乐）三者复合地统一起来，就是孔子为人类指明的救世救心的药方，它向人们显明了人生实际上是本自俱足的美学盛宴，生命能够自己实现解放，它的救赎和施洗之路并不来自神秘的外在于万物的至尊神性。
在中国文化中，外在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包裹着“灵”与“肉”的有机整体，这两个的整体即“大宇宙”和“小宇宙”，它们互为依存，熔融直贯。所以方东美的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全体弥漫生命，这种盎然生意化为创造神力向前推进，即能巧运不穷，一体俱化，恰如优雅的舞蹈，勃力内转而秀势外舒。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一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
辜鸿铭曾经指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四大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他拿毛笔来比喻中国人的精神颇为精彩独到：是的，用毛笔书写和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精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在中国古代，拥有最高理想人格的人被视为是那种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君子，他是深谙中庸之道的高尚的人，所作所为有如“和”这种乐器。“和”，相传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乐器，它发出的声音能够协调世间的一切声音。对于这种圣人境界，曾国藩曾教育自己的儿子说：求功名富贵，半由人事半由天命，而努力学做一个圣人，则完全靠自己的努力。
在论及圆满的心灵时，影响巨大的禅宗高僧百丈怀海说：“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总的说来，某种神秘主义紧紧抓住了中国人的内心，这种神秘主义把宇宙、社会、个体生命视为一体性，在它蓬勃而博大的气象驱使下，人们觉悟到将责任和自由统一起来的内在良知，这一“良知”的核心是明心见性的灵动根脉，它就像一棵树的根基，在生活中外化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树杈。
国外大家对中国人文精神的点评
今天，中国民族精神的根脉和深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遮隐。从当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糟粕和种种价值体系的弊端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深受物质文明泛滥之苦的人类来讲，中国人文精神中那种与自然同体的世界主义的东西，无疑对未来的世界有着极大的启示，因为对人类来说，“世界必须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陷于悲惨结局的惟一道路”（汤因比语）。
400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轰动整个欧洲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笔调，对中国这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作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尽善尽美的描写。现在看来，该书显然不尽正确，甚至荒谬之处颇多，但书中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颂词，却很值得引起注意。
在欧洲历史上，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康德、谢林、亚当·斯密、威尔斯、托尔斯泰、沙畹、雅斯贝尔斯、弗赖、托尼、李约瑟等等一些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高度关注过中国人文精神。汤因比是这些人中的代表，当有人问及如果允许他在世界历史的某一瞬间重新降生，他愿选择何时何地时，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向往的神情说愿意降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新疆（也就是那条刚刚兴盛起来的闻名世界的丝绸商道上）。汤因比生前曾多次提及，中国在未来将扮演人类文化主轴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已过去的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实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敬畏，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致挫败。这是道德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道教与中国所有哲学流派共同具有的（除去已灭绝的法家）。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西方人虽然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但东亚各国将可以战胜他们。
汤因比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精神一点不假，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他发现明朝军队是他周游世界所见到的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这支强大的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强大的武装来侵略别国（见利玛窦《中国札记》）。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的两大特点是爱好和平与敬神尊祖。费正清强调中国的人文主义特点是：忍耐、爱好和平、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与有学问的人等等，这一切体现了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而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保守安逸生活，正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生活。另一个大汉学家李约瑟则认为中国人的特征是道德伦理观念较重，具有恭敬的自谦性处世心态和人道主义精神，另外，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和大同思想也是非常突出的。
在歌德看来，中国是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保持节制的民族，这正是它的文化从不间断地维持了几千年之久的原因。这一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也深刻地认识到了。
在众多点评中国民族精神的大家中，印度大学者出身的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中国人是爱美的。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宫殿。一切物体——城市与庙宇、田野与花园、桌子与椅子、小小的茶杯与筷子等等，中国人都想使它们变得美丽。最贫穷的仆人也以美的方式吃光剩饭。美是他们生活的面纱，是他们田园的色彩。”
透过中国人文精神那陈旧静美的阔大面庞，穿过中国深厚而古老的传统大地，蓦然回眸，我们实际上已经察觉到，无论是灿烂的荣光，还是沉重的耻辱，中国文化最动人之处，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神秘而敞开的亲密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形成的生活和文化。对中国人来说，灵魂的拯救不是来自于上界的神，而是来自于脚下的大地。正所谓：“云烟影里见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体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
南人与北人
历史地理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基础。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是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按照自然地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淮河是中国结冰的河流中最靠南的一条大河）。而按照文化地理，那么明清以来以长江为界大概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
巴克尔说：有四个主要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地形。除此之外，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与白面，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伟与刚健的体魄，同时，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突出出来了。而南方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