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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0章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1110章

小说: 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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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组织,一个民间自发的贸易。

若如同郑朗所说的那样,两边的距离相差不大,以前宋朝商人去东非一来一去是一年半时间,实际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半时间用在停在各个港口,等候季风上了。这个等候不是白等候的,在等候的过程中也在交易。自从朝廷鼓励船坞研发先进的船只技术,郑朗还拿出部分资料供他们参考,若抢时间,正好又抢到了季风,快者一年就能实现一个来回。这个刘挚不会说的,只说快一年就可以回来了。但过了两年多,音讯皆无,估计这些人全部凶多吉少。

多数官员对刘挚的话,没有多大反对声音的。

郑朗所得到的消息来源确实是来历不明,顶多说郑朗也是好心,想得到更多的农作物种子,使国家更富更强大。第二个若有一点儿错误,就会危险了。比如距离,人多船大,船上虽准备了大量食物淡水,以及其他物资,若是距离比郑朗所说的短,那最好不过。若是比郑朗所说的长,又如郑朗所说的沿途并没有多少岛屿补充供给。食物淡水吃完了,在大洋上来去不得,只能等死,更不要说海上的飓风狂浪危胁。

郑朗心中却有数,没有那么快。

技术不行,自己所画的路线未必准确,海上台风又多,虽有罗盘,终不是卫星导航图,一阵大风一吹,就不知偏离航线多远。这时若没有岛屿参考,罗盘会起什么作用?

就是一路向西抵达彼岸,又知道在哪里,地图上一目了然,可站在实地,看到的是山是河,是林是平原,茫然环顾,看一看,就能判断身在何方?更不要说上岸找寻各种作物。

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也要靠运气。

事实就是现在这支船队回来,也失去了方向,借助季风,速度快,后来一名水手发现不妙,急切地转向,使船队向北,抵达爪哇国,居然绕过了大洋洲。人与船回来了,但不能带回海图。

但当时,郑朗没有辨解,提交了辞呈,请求朝廷将他外放到益州。

全国那么多地方,郑朗几乎都踏遍了,就是没有去四川。

看到辞呈,赵顼惨然,郑朗经常给他上课,至少赵顼比史上的更成熟。这个外放请求,非是要踏遍全国各地,而是避嫌。就是一万多人下落不明,与郑朗功绩相比,又算什么?况且当初就说好的,此行凶多吉少,成功了万幸,但也要做好不成功全军覆没的准备。

这是郑朗担任首相多年,功劳大,怕功高震主的举动。

于是赵顼将郑朗喊到内宫,说道:“郑公,你多心了,朕非是心胸狭窄之辈。”

郑朗道:“陛下,臣非是担心陛下,陛下是圣主,可群臣未必全是贤臣。臣请求外放,非是担心陛下有什么想法,而是对臣自己的保护。若国政出现差错,臣下去一两年后,陛下可以再将臣调回京城。”

赵顼不准,可是郑朗态度坚决,赵顼只好以郑朗轻率为名,将郑朗贬为参知政事。

然后郑朗又找到王安石,说了一句:“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少年了?”

不说宰相职位,而说朝政,这些年师徒二人从未担任一号首相,但无论是曾公亮或者富弼、王珪,他们虽担任了一号首相,真正的政务却是由郑王二人处理的。

王安石有些迷糊。

郑朗又说了一句:“介甫,你我二人执掌朝政多年,嫉妒的人越来越多,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最后不仅对人,也会对事,不利于国家革新。”

王安石也听闻了一些传言,郑朗说得这么清楚了,还能不明白吗?郑朗要去益州,正是朝堂上还有王安石,可是皇上要力保郑朗,那么王安石只能下去。正好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王安石有些心灰意冷。于是请求外放,调到江宁担任知府。

这不是不用王安石,下下上上,郑朗在京城,王安石就下去,郑朗离开京城,也可以将王安石提上来,下下上上才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但减轻了怨言,保障改革继续执行。

然而经郑朗推荐,由司马光担任首相。

非是郑朗看好司马光,相反的这些年郑朗对司马光越来越担心。

一部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史书,但实际是一部权谋史。如果一个官员能用心将资治通鉴看上十几遍,得到其中真味,那么恭喜你了,在仕途上会越走越远,也会越来越腹黑。

这些年司马光权谋术大有长进,在改革过程中,作为郑朗学生,未提出多少反对的声音,可一直缄默不语。这已经让郑朗感到满意了。现在让他做首相,作为郑朗学生,改革派不会有争议,可暗中司马光与刘挚等保守派来往也很密切,司马光上位,保守派也不会反对。

其实司马光在吏治上,远不如王安石。郑朗做法是担心司马光心中留恋权位,自己在相位上,司马光不会怎么的,但自己在相位时间不会很长,伐夏开始自己会再度去西北,西北定下来的时候就是自己致仕之时,那时候不退,难保自己后代不遭到霍光张居正后代那样的下场。

自己一致仕,司马光作为不如王安石,可他实际深得保守改革两派的心,会不会再度将他的权谋术用在王安石身上,来谋得首相之位?一旦司马光心中有这个想法,自己的努力会前功尽弃。

于是提前将司马光推上位。

庞籍说了一句,做好首相,不作为或者用朝廷钱帛官爵收买人心,会得到士大夫欢心,但国政败坏。若作为,就会造成许多士大夫的痛恨。这就是宋朝首相为难的地方。

富弼文彦博名声好了,国政却在败坏。

司马光现在做为首相,也会面临这三条选择,一是不作为,如果不作为,他就与王珪一样,渐渐为赵顼轻视。这个后果会很可怕的,赵曙思想进化了一千年,一味要为亲生老子正名,可绕不过一道坎,没有赵祯,何来他的皇位?说宗室子弟,宗室子弟不要太多,什么时候能沦到一个乞丐母亲的儿子登基为帝?

这一点赵顼做得就比较好,对赵祯后人善待,但也不能反对父亲,没有赵曙,也不会轮到他为君。因此无论王安石下马案与郑侠案背后发生了什么,赵顼都不好处理。也因此,对韩琦、文彦博、曾公亮与王珪都一直善待着,反对这四大功臣,赵曙就不能正名。仅凭扶立之功与资历,这些人就能呆在首相位置上。司马光却拥有什么?

或者收买人心,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用官爵与钱帛收买人心,但大环境是赵顼一改赵祯做法,对官员俸禄与赏赐控制得很严格。对此郑朗不是很赞成的,因为这样,一些士大夫会痛恨,只要不使它泛滥即可。其次是对官员数量的控制也很严,这一条郑朗与赵顼思想一致,自改革之初就在裁减官吏数量。司马光还是行不通。

要么就是将改革推翻,这时候司马光敢这么做,也许会得到保守派欢心,可会激怒所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甚至背上一个叛师的骂名。以司马光城府,肯定不会选择前三者道路。

因此只能有下面一条道路,作为,一旦作为,就会得罪许多人。或者半作为半和稀泥,这多半是司马光的选择,然而郑朗还在中书,司马光想和稀泥同样很困难。

已站在权利巅峰,又是道路崎岖,掣肘多多,司马光对权利的渴望心思就不会有史上的那么重,那么不管怎么演变,也不会发生史上的故事。司马光不带头,元佑就不会成党,宋朝也就不会进入一个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赵顼不知道内幕,他略有些犹豫,至少在理财上,他未看到司马光有多少能力。郑朗说了一句:“因为祖宗言南人狡黠不可重用,就连范仲淹也追根溯源,说自己是北人,其实在这上面,祖宗说得有些草率了。近来矫正这一错弊,重用了许多南人,北人不满。因此臣推荐司马光为首相,也是为了这个平衡。”

赵顼这才答应下来。

司马光为首相后,果然提拨了一些北方人。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在郑朗心中位置是相等的,有能力就用,没能力或者心怀叵测的人,无论南北,郑朗都不喜之。

这也不要紧,只要司马光不破坏大局,无伤大雅。

然而这让一些大臣产生错觉,王安石与郑朗贬职,虽提拨了司马光,司马光不是忠实的改革支持者,多是皇上安抚郑朗内心不满的做法,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转好,郑朗的作用渐渐减小,功劳又大,皇上要打压郑朗了。因此这些人继续痛打落水狗。

刘挚与王岩叟连续上书,弹劾郑朗,想找麻烦很容易的,在朝会上数举郑朗十几条罪状。

郑朗听他们将奏折读完,喝道:“呱噪!对外软弱,对内凶残,有何资格身为士大夫!”

这句话从郑朗嘴中冒出来,大有意味。这些年,郑朗态度很温和,甚至有重大的举错,将所有重臣召于都堂商议劝说,也鼓励只要不闭眼瞎说,对他政务处理上的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做法,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也缓冲了改革所带来的矛盾。

现在冒出这句重语,明着是很生气,实际是指刘王二人连做士大夫的资格也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认为刘王二人做法是太过份,即便一万人下落不明,当初郑朗也说了利害关系,现在一部分家属闹事,一个首相贬到江宁,一个首相贬为辅相,而且还是两个有功的首相重贬,也足够了,刘王二人做法过于凶残。

事实是郑朗已经准备痛打刘王。

他脑海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宋史,宋史上将刘王夸得天花乱坠,但事实呢?根本就不是。王安石专权、固执、怮、狂妄自大,虽说是为了迅速使改革落实,但他这些做无疑激怒了许多人,甚至将他的新学当成科举题目,这分明将自己摆在亚圣的地位上,这成了党争的导火索。司马光推倒再推倒,不问对错,更是一种自私的做法。

但这二人仅对事,不对人。即便李定打压苏东坡,王安石与苏东坡还有书信往来。

然而正是刘挚、王岩叟、梁焘与司马光学生刘安世推出元丰榜,从对事转移到对人上。政治诬蔑陷害就是从他们手上开始的,包括蔡确之死。

刘王二人还不知道危机来临,听了郑朗在朝会上口出粗语,十分愕然,梁焘立即弹劾郑朗失去朝仪,应当重重处理。赵顼一言不发,宣布退朝。随后诏书下达,刘王梁三人全部贬放,接着再贬。

但动荡没有结束。

第二年郑朗七娘病逝,回家丁忧,刘梁王三人平时与司马光关系默契,与王珪、吴充关系也不算太恶,在司马光运作下,居然三人悄无声息再度出现在朝堂上。

章惇不服气,递了一个折子。

赵顼大怒,再度将三人贬下去,成了三个普通的监各州监司,王珪变成枢密使,从东府首相变成西府首相,等于是重贬了。司马光贬判西京洛阳。韩绛变成东府首相,仅有吴充职位未动。

司马光懂的,这是皇上对老师的弥补,但在去洛阳的路上刻意去郑家拜访,说了一句:“郑公,以前你也用政敌对朝堂进行掣肘,以防后人开权臣,刘挚、梁焘与王岩叟皆是耿直敢言之臣,朝廷打压过重。”

心中不服气啊。

郑朗轻叹一声,道:“君实,以前是如此,那时候我才五十出头,能有很长的时间对政局进行掌控平衡。现在我六十岁了,精力不大如初,而且没几年,我就要离开朝堂再去西北。他们三人深得北方大臣的心,若是象吕公著等人那样正直光明倒也罢了,却不是,他们非是敢言,而是敢于对人身攻击与诬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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