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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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同样浸透着这种寂寞空虚的感情。可贵的是，就在感到前途一片迷茫的境况里，主人公“我”并不陷入消极悲观，仍然鞭策着自己继续向前追求。他收敛起所有的幻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在失望之后又鼓起勇气来不懈地进取的生活态度，充分表现出朱自清这个民主主义诗人仆实诚恳的性格，也预示了他后来长时间内所走的人生道路。长诗以二百多行的篇幅，通过由低抑到轻扬、盘旋回荡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了自己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及其克服过程，显示出较深的功力。《毁灭》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诗歌的水平。朱自清也有些较好的写景小诗，如《细雨》一首：“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就用熨贴的比喻表现出了新鲜的感受，显得清隽可喜。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1925年7月），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分，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通过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上，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之四）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从寻找社会原因的角度提出了“这是谁之罪呢？”的问题。《航船中的文明》则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精神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所有这些文字，都说明朱自清后来经过长期的徘徊、摸索，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决不是偶然的。但是，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著名的《背影》一篇，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记叙，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小有产者虽然屡经挣扎仍不免破产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伤情绪。闪耀在泪光中的父亲的身影，曾经引起经济上同样处于风雨飘零状况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感叹。从这类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这些作品（连同后来写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散文集）虽然缺少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气派，但以它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
主要从事小说与诗歌创作的王统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药方。短篇《沉思》里那个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想借艺术之力给人生以光明，不愿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微笑》一篇里的小偷阿根，因狱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与“爱”的近于神秘的“魔力”。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里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评的那样：往往“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注：《〈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言》），显示了较多的弱点。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类虚幻的境界中，以幻想来代替现实。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雪后》、《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带着失望和苦闷，表现了美好愿望在丑恶现实面前不得不破灭的主题。在诗集《童心》里，种种朦胧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他终于叫喊出：“我宁愿全得罪人间，我只要去荒莽中觅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寻觅》）。在最初的中篇《一叶》中，对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带上了一定的悲观色彩。然而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渐渐地变更”、“将虚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点。一九二三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中篇《黄昏》，对地主恶行加以揭露，便较早地显示出这种倾向。而从短篇《湖畔儿语》到《号声》、《霜痕》两集里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渐将笔端移向不合理现实的暴露和控诉上面。《湖畔儿语》借流浪儿童的答话，侧面写了一个贫民家庭的困境。《生与死的一行列》为那些孤苦无告而只能“相濡以沫”的下层劳动者鸣不平。《沉船》对外国商轮贪利超载、沉没灾民的罪行表示抗议。《鬼影》、《司令》等篇则对旧制度下种种荒淫混乱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些短篇虽然颇近于纪实性的散文，但已渐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里那些关于“美”、“爱”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即使象《搅天风雪梦牢骚》等篇仍有较重的感伤情调，也确如作者《〈号声〉自序二》中所说，“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不同，它们是“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的产物（注：参阅1937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自序）。一九二四年以后写下的收在《这时代》集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艰涩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如《烈风雷雨》、《轿夫的话》等篇）。作者思想随时代而有所进展，生活积累逐渐增多，这些条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写下了较为扎实的长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风格也和王统照很不相同的，是许地山（落华生，1893—1941）。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后又研究宗教，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记。与此同时，个人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对社会上多种人事的广泛接触与了解，又不能不推动他正视苦难的现实，关注被压迫者。宗教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大胆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义，相互纠结在一起，便构成了许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特殊格调。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但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的态度，却是作者涅盘归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缀网劳蛛》一篇，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表现了封建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惨重压迫。尚洁把生活比作极易残破的“蛛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象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这个破网。这种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努力进取的，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消极妥协成分和宿命倾向。在《商人妇》中，作者为一个被卖后流浪异邦备尝辛酸的妇女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慨叹。这些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国外的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晓畅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在作者自称为“杂沓纷纭”（注：《空山灵雨·集前弁言》）的早年的散文集《空山灵雨》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也错综并存。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满着一种朴实、淳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春的林野》虽然轻敷着一层返朴归真的色调，但春光的明媚可爱，万物的富有生机，洋溢于字里行间。《鬼赞》、《万物之母》等篇却从“生本不乐”的观点出发，赞美弃绝一切感官的骷髅，表现了浓重的虚无思想。许地山创作上的这种复杂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桃》，尽管有强悲酸为欢笑的悬空之处，但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重大进步。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写出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铁鱼的鳃》这样的佳篇。
女作家庐隐（黄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问题来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接触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例如《一封信》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巧夺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两个小学生》揭露军阀政府屠杀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灵魂可以卖么？》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类题材“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注：《庐隐自传》），缺少真切的体验，因此作品的实感较着，技巧也颇为幼稚。生活领域的狭窄，使她只能主要去描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物。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庐隐和冰心几乎是同时发问的，然而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读者从人生烦苦中引向“爱”的温软的梦境，那么庐隐却象她自己所说，是想努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注：《庐隐自传》），引读者去恨世，厌世。《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受不住环境刺激和疾病折磨而自杀；《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在同性恋爱的幻想破灭之后，抑郁地死于“心病”；《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一伙聚首言欢的女友，曾几何时即风流云散，离情悠悠，空自叹息。收在短篇集《海滨故人》中的这些作品，都在恋爱问题的外衣下，发出对“恶浊的社会”、“糟糕的人生”和“人类的自私心”的诅咒。女主人公大多刚从狭小的家庭牢笼中挣扎出来，热情里带有过敏，空想而怯于行动，好强而其实脆弱，因此只能在矛盾中度着苦闷、哀伤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印有庐隐个人的经历以及叔本华厌世哲学对她的影响，却也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已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共有的精神状态。此后的短篇集《曼丽》、《录海潮汐》中，《父亲》和《秦教授的失败》等篇揭露了旧家庭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当权势力的愤慨，较有社会意义；更多的作品主题情调仍如《海滨故人》，甚至有更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庐隐的这些小说，大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