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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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暗想，他确实看上去像一个失眠症患者——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也是一个七十五奔八十的老人了，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到了这把年纪还不该显得这样。刚上了年纪，生活可能仅仅是面颊和眼睛上的印记。年纪一大把了，结果就是你看上去像杰克·拉·莫塔苦战十五回合后的样子。
我张嘴想说人们问我好不好时我一贯的回答，然后奇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觉得必须要用这种男子汉式的千篇一律的回答，我想骗谁呢。如果我在护士把针头从我胳膊里拔出来后，跟红十字会里给我递巧克力夹心饼干的人说我觉得不是很好，会发生什么呢？地震？火灾和洪水？狗屁。
“不，”我说，“我真的觉得一直不是很好，拉尔夫。”
“流感？最近一直在蔓延。”
“不。事实上，我这次没得流感。并且我一直睡得很好。”这句话是真的——莎拉—拉弗斯的梦没有再出现，不管是平淡的还是强烈的。“我想我也许是情绪低落。”
“哦，你应该去度假，”他说，然后啜着他的咖啡。他再次抬头看我的时候皱了皱眉，放下杯子，“什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我想象着说。拉尔夫，你就是第一只打破寂静的鸟，就是这样。
“不，没什么不对劲，”我说，然后，因为我有点想知道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样，我重复了一启遍。“度假。”
“哦，”他说，笑起来。“人们一直这样做的。”
人们一直这样做的。他这样说是对的；即使是那些并不能全然负担起度假费用的人。当他们疲倦的时候。当他们被自己的麻烦弄得紧张憔悴的时候。当世界对他们来说太沉重的时候，挣钱然后花钱。
我当然负担得起度假，我当然也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什么工作，哈哈？——然而我需要这个红十字会发饼干的人向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家伙指出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自从我和乔在她去世前那个冬天去过百慕大后，我还没有真正度过假。我的那口饭碗已经不再有东西了，但我依然坚守着它。
直到那年夏天，当我在《德里新闻》上读到拉尔夫·罗伯茨的讣告时（他被一辆汽车撞倒），我才充分意识到我欠他有多么多。让我告诉你，那个建议比我献血后得到的任何一杯橙汁都要好。
我离开餐馆后没有回家，而是徒步走过半个这该死的城市；上面有部分完成的填字游戏的那版报纸夹在胳膊下面。我一直走到觉得冷了为止，虽然气温正在变暖。我没有去想什么事情，但我又想到了所有的事。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当我准备写一本书时常有的那种，虽然我有好几年没有那样思考过，我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状态。
这就像有人开着大卡车停在你的车道上，然后把东西搬到你的地下室里。我无法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解释了。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们都被包在鼓鼓囊囊的棉被里，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那是家具，你需要用来使你的房子看上去像个家的所有东西，使它刚刚好，恰好是你想要它成为的那种样子。
当这些家伙跳回到他们的卡车上开走后，你下到地下室并走来走去（像那个上午我在德里游荡一样，穿着旧套鞋翻山越谷），这里摸摸一条边，那里摸摸一个角，这个是沙发吗？那个是衣柜吗？这些都不重要。每样东西都在这里，搬东西的人没有忘记一件东西，虽然你不得不自己把它们都搬上楼去（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扭伤你可怜而衰老的背），这很好。重要的是送来的货很完整。
这一次我想——希望——送货卡车运来了我后面四十年需要的东西：我可能不得不度过的没有创作的年头。他们曾经来过地下室的门口，他们曾很有礼貌地敲门，几个月后仍然没人有应门时，他们终于拿来一柄破墙槌。嗨！伙计，希望这声音没太吓到你，对不起这个门了！
我不在乎这个门；我在乎这些家具。有哪一件损坏或丢失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我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它们搬上楼去，撕掉家具的包装，把它们放在该放的位置。
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影子”，德里可爱的怀旧小电影院，虽然（或许因为）有录像技术的变革，它还是生意兴隆。这个月他们在放映五十年代的经典科幻电影，但四月份是献给汉弗莱·鲍嘉的，乔一直的最爱。我在招牌下面站了一会儿，研究其中一部即将上映的大片的海报。然后我回家去，从电话本上随机选了一家旅行社，告诉接电话的家伙我想去基拉戈岛。你是说基韦斯特岛吗，这家伙说。不，我告诉他，我是指基拉戈岛，就像鲍嘉和巴考儿演的电影《基拉戈岛》里的那个。三个星期。然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有钱，我一个人过，并且我退休了。狗屁的“三个星期”算什么？六个星期吧，我说。给我找一间小屋或其它什么的。那会很贵的，他说。我跟他说我不在乎。等我回到德里的时候，就是春天了。
同时，我有一些家具要拆开包装。
第一个月我被基拉戈岛迷住了，最后两个星期又无聊得要死。但是我还呆在那里，因为无聊是有好处的。对无聊有很强忍受力的人能想很多。我吃了大约十亿只小虾，喝了大约一千杯玛格丽特酒，实打实地读了二十三本约翰·丹恩·麦克唐纳的小说。我晒伤了，然后蜕皮，最后晒黑了。我买了一顶长帽舌的帽子，上面用亮绿色印着“PARROTHEAD”。我在同一片海滩上散步，直到我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也拆开了家具的包装。有许多我不喜欢，但毫无疑问它们都很合适这房子。
我想到乔以及我们共同的生活。我想对他说没人会把《两人行》和《天使望故乡》混为一谈。“你不是要把失意艺术家的废话讲一堆给我听吧，是吗，诺南？”她这样回答……在我待在基拉戈岛的日子里，这些话不断在脑海中出现，总是用乔的声音：废话，失意的艺术家的废话，都他妈的幼稚失意艺术家的废话。
我想到乔穿着她长长的红色森林围裙，拿着一帽子黑色的喇叭形蘑菇走向我，洋洋得意地笑：“今晚在TR没有人吃得比诺南家更好。”她喊着。我想到她涂脚趾甲油的样子，弯着腰，头低在两条腿之间，只有干这件特殊活的女人才能设法做到的姿势。我想到她向我扔一本书，因为我嘲笑她的某个新发型。我想到她努力学习如何在班卓琴上演奏舞曲，想到她不戴胸罩穿着薄薄的毛线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想到她的哭，她的笑，还有她的生气。我想到她跟我说那是废话，失意的艺术家的废话。
我也想到了做过的梦，特别是达到高潮的那个梦。我很容易就想到它，因为它从来没有像普通的梦那样被淡忘。关于莎拉—拉弗斯的最后一个梦和我第一个遗精的梦（遇到一个躺在吊床里吃李子的裸体女孩）是仅有的两个年复一年我仍然记得很清楚的梦，其它的梦或者还剩下模糊的片断，或者被完全遗忘。
关于莎拉的梦里有很多很清晰的细节——潜鸟，蟋蟀，金星和我对它许的愿，只是列举一些——但我想绝大多数东西只是虚幻的景象。如果你愿意，可以给舞台设置背景。如此看来，我可以不考虑它们。那样的话，还留下三个主要的元素，还有三大件家具要拆开包装。
当我坐在沙滩上，看着太阳在我沾满沙子的脚趾间落下的时候，我不认为你必须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才能明白这三样东西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在关于莎拉的梦中，主要的元素是我身后的树林，我下面的房子，还有迈克？诺南自己，僵在两者之间。天正黑下来，树林里有危险。到下面的房子去是吓人的，也许是因为它空了那么久。但我从不怀疑我必须去那里；吓人或不吓人，那是我拥有的唯一藏身之处。可惜我无法做到。我不能动。我有行走上的障碍。
在噩梦中，我终于能向藏身之处走去，只是这藏身之处证明不是可靠的。证明是比我曾预期的更加危险……是的，在我最疯狂的梦里。我死去的妻子冲出来，仍被缠在她的尸布里，尖叫着，攻击我。即使在五个星期以后，在离德里几乎三千英里的地方，想到那个迅速移动的有宽大袖子的白色东西还是会让我发抖并回头看看。
但那是乔安娜吗？我并不真的知道，不是吗？那个东西从头到脚裹起来。那口棺材看上去像她入葬的棺材，这是对的，但那可能只是个误导。
第5章（下）
行走的障碍，写作的障碍。
我不能写作了，我对梦里的声音说。这个声音说我能。这个声音说写作障碍已经消失了，我相信它，因为行走障碍已经消失了，我终于沿着车道走下去，向藏身之处走去。虽然我心里害怕。甚至没等这个说不清形状的白色东西出现，我已经吓坏了。我说我害怕丹弗斯太太，但那只是我梦中的思维把莎拉—拉弗斯和曼德里混在一起了。我害怕——
“我害怕写作，”我听到自己大声说出来。“我甚至害怕尝试。”
这是我最终飞回缅因州的前一夜，我已经不太清醒，喝醉了。到我休假结束为止，我许多晚上都在喝酒。“不是障碍吓坏了我，是解除这种障碍吓坏了我。我真该死，姑娘们，小伙们，我真他妈该死。”
该死不该死，我意识到我终于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我害怕解除这种障碍，也许是害怕重拾生活的轨迹，过着没有乔的日子。然而我内心深处相信我必须这样做；那就是我身后树林里凶险的声音所代表的意义。信心是很重要的，也许太重要了，特别是你沉溺于幻想的话，当一个沉溺于幻想的人陷入精神困境的时候，表象和事实之间的界线经常会消失。
树林里的东西，是的，先生。当我思考它们的时候，我手里正握着其中之一。我朝着西边的天空举起酒杯，这样落山的太阳看上去像在杯子里燃烧。我喝了很多，也许在基拉戈岛这是对的——见鬼，人们在度假时应该喝很多酒，这几乎成为规矩了——但我在离开前一直喝得太多。是那种能立刻完全失去控制的喝法，那种会给人带来麻烦的唱法。
树林里的东西，被吓人的怪物看守的潜在的安全地方，那个怪物不是我的妻子，也许是对我妻子的记忆。这样想有意义，因为莎拉—拉弗斯一直是乔在世上最喜欢的地方。这种思路又引到另一件事，那件事让我在斜躺着的躺椅上晃着腿并激动地坐起来。莎拉—拉弗斯也曾是仪式开始的地方……香槟，最后一行，至关重要的祝福：好啊，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我希望事情都再次变好吗？我真的想那样吗？一个月或一年以前，我可能不确定，但现在我很确信。答案是肯定的。我想继续前进——心中放下死去的妻子，修补我破碎的心，继续生活下去。但要那样做，我不得不回去。
回到那座木屋，回到莎拉—拉弗斯。
“是的，”我说，我的身体猛地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是的，你明白了。”
那么为什么不呢？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跟让拉尔夫·罗伯茨观察到我需要休假一样傻。现在我的休假结束了，如果我需要回到莎拉—拉弗斯，为什么不呢，前一两个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