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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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称作“低级内战”。这样的暴力冲突在世界新兴各大都市都有发生。暴力是穷人与被压迫者最后的斗争手段。
在非洲和南美洲上演着相同的悲剧。农民放弃了土地，到大都市寻找工作。作为商业中心，卡拉奇不断吸引着中亚、南亚甚至苏联人前来谋生。无数外来人居住在被你作“蚕食物”的违章房屋里，警察拆了又拆，他们盖了又盖。
人口的增长和外来移民使早已无法负荷的基础建设更加崩溃了斥拉奇的夜风总是吹来腐臭的气味，因为没有地下管道，阴沟里的污物满街流淌，自来水不能生饮，许多地方仍需卡车送水，因为不是没铺水管，就是“水管侍修”。卫生设施缺乏。粪便直接进入饮水与食物中。居民经常感染沙门氏菌、志贺杆菌、霍乱、伤寒及其他肠道疾病，于是错误地服用广谱抗生素。使得许多病菌产上抗药性。过去十年里，卡拉奇医院最常见的伤寒杆菌。用最便宜的抗生素即可治疗，现在却对两三种抗生素产生下抗药性，同洋，南亚出现的一种霍乱新菌株0139，在卡拉奇用一般的磺胺付它已没有疗效。
所以，一个牧民又能怎样呢？呆在荒漠的山谷里，连年的战火、讥饿和瘟疫已经使生计无法维持下去了。还是到卡拉奇这样的大都市来碰碰运气，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位于高级住宅区的阿洛汗大学医学院同地处市中心的市民医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它有着亚洲次大陆最完善的设施。全部建材均为大理石、花砖和装饰水泥，十年前兴建时造价高达三亿巴基斯坦货币。尽管医院为穷人设有慈善床位，但总的说来还是面向有钱人，在巴基斯坦，没有医疗保险体系。阿格汗大学设有医学院（医学院还附设公共卫生科学系）、护士学校、教育发展学院及一所私立医院。所有建筑群中点缀着…个个优美的庭院，颇具信德式建筑鼎盛时期的风格。红岩石墙采用沙漠式设计，即使正午，仍能遮阳，患秆和家属常，在庭院中相聚闲聊。但和许多高级医院一样。阿洛汗医院也面临着济世救人与收支平衡的两难困境。这是福利与经济的分裂症，没善良人可医。
萨庐德·哈米德（Saeed amjd）是个方辞温和的肠胃科医生，曾在英国伦敦读研究生学位。他的低调的态度掩饰不往内心的焦虑，他已认识到他诊治的肝炎虽是重大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其实它包含着更多的经济的与社会的问题。医药条件只是其中一部分问题罢了。他每周有五天带领一群院医查房。
我们视察的第一个病人是个皮肤黝黑胡子花白的六旬老者，患有严重B型肝炎。这种肝炎和C型肝炎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慢慢破坏肝脏功能。不同的是，B型肝炎有疫苗，问题是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里，疫苗注射尚未开展。这位老人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入院多次，现在只能做保守治疗，抽取腹水，注射100美元一针的白蛋白来提高血清蛋白数。这种治疗也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恨治。萨依德说，这样治疗所花的费用完全可以给50个人注射B型肝炎疫苗。而萨依德不得不给很多这样的病人以如此的治疗。
第二个病人也是一个晚期肝炎患者。这位52岁的妇女也多次入院，每次都看不同的医生。这是另一个问题。当地居民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不能在发病早期给予及时治疗。第三个病人不仅肝功能衰竭，而且丧失了肾功能。这不是偶然病例。经常输血或洗肾的病人，通过未消毒的针头感染肝炎的机率很大。
萨依德说：“我们不断告诉洗肾中心要为B型和C型肝炎病人提供不同的洗肾机，尽可能减少传染的人数，但经费不足，洗肾中心只有B型肝炎患者专用的洗肾机，C型肝炎患者没有。
这又是一个因穷困而滥用西方科技的例子：公立医院没有肝炎疫苗，却有洗肾设备。
萨依德和医生们走下楼梯来到急诊室巡视另一个病人，也是一位肝炎晚期患者，两天前入院，现在开始吐血了。这位病人住院后第二天觉得病好了就出院了，回到家立即开始吐血，只好又回来。
萨依德说：“如果当初他不出院，医疗费会便宜得多。但也不能怪他，在医院每一秒钟都要花钱。”
距卡拉奇办公楼、银行和精品店林立的市中心几里的地方是被叫作“伊莎纳利”（Essa Nagri）的贫民窟。乌尔都语为“凯奇阿巴地”（Katchi abadi），意思是临时窝棚。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社区卫生科学系在卡拉奇为五个贫民窟服务，伊莎纳利是其中之一。派驻在此的负责人为夏丝塔·约翰（Shaista John）和沙菲雅·杜利（SafiaDhouri）。夏丝塔29岁，是一位漂亮而精力充沛的社区员工（社会工作者）；50出头的莎菲雅是一位卫生所护士。在巴基斯坦，只有女人才能出入人家做健康检查，男人不行。
整个贫民窟共有六条土路，路上拥挤着孩子、推车、毛驴、水牛和吸毒者，1987年，社区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土路上流淌着污水和粪便，泥泞不堪，只能踩着木板才能行走。现在，污水和粪便不见了，尽管当街一条小河时时散发恶臭，但路上的木板已经撤掉，露出可以结实地踩踏的硬土。所谓的社区中心不过是座两层的水泥楼，里面仅有几张木桌，几把折叠椅，几个铁皮文件柜和招待来客的茶具。
最初，社区中心的作用在于宣传保健常识，预防疾病传播；渐渐地，扩展到福利与社区发展上。居民已认识到讲究卫生的必要性。夏丝塔尤其以自己推行的“孩子照顾孩子”计划为荣。由于大人外出上班，年长的孩子就得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喜爱戏剧的夏丝塔采用短剧的形式鼓励孩子们在大人外出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如果说卡拉奇的孩子有未来可以憧憬的话，夏丝塔就是他们的希望。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员太少了。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但直到最近，巴基斯但仍不重视这个日子，忽视艾滋病传播对人民造成的威胁。多年来，我们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一起宣讲亚洲将遭受艾滋病的浩劫，但人们不愿倾听，认为是危言耸听，因为没有足以警醒的迹象。我曾目睹非洲大陆发生的一切，所以不愿看到悲剧在另一块大陆重演。亚洲国家越早采取行动，减轻灾难的机会就越多。1985年，我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向亚洲国家发出这样的呼吁，结果受到泰国代表忿忿的抗议，指控我侮辱他的国家，因为我在发言中指出曼谷上升的妓女与吸毒人数将使艾滋病蔓延。直到1989年艾滋病毒携带者比例激增，才使泰国政府认识到科学家残酷的预言是正确的。
今天，没有人再怀疑艾滋病在亚洲的扩散了，唯独巴基斯但无动于衷。当局总是说：“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的一项报告宣称艾滋病的感染重心已由非洲转到了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亚洲将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最多的大洲，到下个世纪初，印度艾滋病人数将是世界第一。
由于极端贫困、暴力与战乱不断，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极，容易崩溃，像柬埔塞、越南和印度这些国家，就是艾滋病高风险地区。到95年底止，巴基斯坦一共公布1500个艾滋病病例，但大家心里清楚，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在巴基斯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文盲，患有艾滋病被视为莫大的耻辱。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为了调查艾滋病传播情况，往往要冒生命的危险。
有一次，一个艾滋病患者威胁调查人员。如果他再敢踏进他家一步，就让他“身首异处。”他举着阿富汗刺刀，准备时刻扑上来。这种刀是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流入巴境内的。
即使这样，我们仍不放弃。我们一到阿格汗大学。就开始宣传防治艾滋病的计划，希望阻止病毒的大范围扩散。我们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基金，让年轻的沙拉·贝淇（ShehlaBaqui）负责。她刚结束在布朗克斯（Br0nx）的四年工作。计划开始时进展很慢，因为大家对此一点也不熟悉。现在，信德省艾滋病防治计划的主任参与了我们的行动。巴国家艾滋病防治工程由于资金有限，坐吃山空，已起不到作用。十年以来，关于巴基斯坦艾滋病传播的数据少得可怜。但是我们与省卫生厅合作，又得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与美国政府“佛格提计划”（the Fogarty）的协助，扩充了专业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已能够“训练更多的人员，并在卡拉奇开设艾滋病特殊诊所。”
“为艾滋而走”的活动是沙拉夫·阿里·沙（Sharaf AlilShah）组织的。他像外交家一样用自己的聪明与热情为活动东奔西走，一方面争取活动经费的来源，另一方面保证活动不违背政治与宗教的禁忌。为了使“艾滋病与人人息息相关”的观念深入到各家各户，他召集了许多小学生参与活动。艾滋病防治要从小做起，孩子不像大人那样思想僵化他们善于吸收新观念。
除了艾滋病，灾难深重的巴基斯坦人民还要面对许多“怪兽”，营养不良、污染、文盲与环境恶比。而在这些“怪兽”的后面，隐藏着人口过剩与贫穷两大“恶魔”，这是传染性疾病肆意传播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要想改善人类生存的境遇，就不得忽视这两大“恶魔”。
当然。人类在许多领域取得突破。科学家把人送上太空，破译人类基因密码，解开物质最小粒子之迷。但我们深信，如果无法解决人口过剩与贫穷两大课题，人类取得的所有成就即使不讨诸东流，也只能造福少数人。现在是人类把言辞付诸行动的时候了，要想降低人口增长，减轻贫苦民众的生活苦难，科学家必须超越国界，真诚奉献所学，并寻求政底间的有力支持，以宽广的视野包容千百万大众的苦难。
不论是巴基斯坦境内的贫穷牧民和农民，还是我们在书中走访过的几大发展中国家的穷苦百姓，他们生存的选择在哪里？呆在埃波拉病毒和克里米亚刚果热病传播的地方，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还是在充斥污染与暴力的拥挤城市里，承受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而这两个世界正在互相冲撞中。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是进袭者。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