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坛-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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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天下的人杀光了，那才叫顶级流氓。”大脑壳这番话说的还真有道理。
有分教：
当年只手把吴钩，剑指苍天恨不休。
倒海翻江演闹剧，狱中犹自笑王侯。
正是：装流氓掩盖真思想，说历史揭露黑世道。
第一百零二回 大脑壳演说封建历史
第一百零二回
大脑壳演说封建历史
龚瑾君探索真理标准
书接上回。
话说大脑壳这番出人意料的话，让铁戈对他有了全新的看法。全中国红卫兵、造反派里面也是人才济济，北京的五大领袖就不用说了，就说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长吴恒春，湖北大学的“油嘴”彭勋，“新华工”的笔杆子冯天艾、鲁礼安，“工造总司”的一号头头吴焱金那都是口若悬河笔底风雷的人，不是泛泛之辈。但是到了像省林业兵团这一级的造反派大概只知道冲冲杀杀打打闹闹，别的一概不行，没想到大脑壳肚子里还有这些独特的观点。
大脑壳继续分析道：“我坐了八、九年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按老毛的指示干，而坐牢的恰恰是我？从理论上讲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铁戈也说：“我从被办学习班开始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的，响应他号召的人不是关了就是判了。如果说老毛发动文革是错误的，谁有这样大的胆说他错了？敢说老毛错了那不就是反革命吗？如果老毛没有错我们怎么会错呢？如果我们没有错为什么还要坐牢呢？我想来想去就是搞不清白。”
大脑壳说：“铁戈你听我说，那天曹矮子喝酒的时候背了两段《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一下子就醒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原来是老毛手上的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利用红卫兵、造反派打倒刘少奇那帮人。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些工具就成了擦屁股的手纸，不但没有用而且拉瓜（武汉话：肮脏）得很，统统丢进厕所。所以他后来又说什么‘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但是这些小将有几千万人，又无法安排工作，怎么办？于是就干脆把这些学生不管造没造过反，大中专的分配工作，其余的统统下放、支边，没有毕业的就复课闹革命，等到毕业了再下放，就这样一年接一年一批接一批的下放。干部呢？就搞到五七干校去。这个五七干校到底是么回事我搞不清白，因为我已经坐牢了。”
铁戈告诉他：“五七干校就是把机关干部集中到一个地方，按系统编为连队，搞斗批改。把文革中所谓跳得高的造反派拉出来一个个批斗，办学习班，互相揭发人人过关。在五七干校里每个系统都有学习班，一个单位同时有好几个学习班，隔几天就有人被所谓的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实际上都是上面叫人搞的。只要一扭送公安局照收不误，法院照判不误，从来没有人被扭送到公安局以后还能再回五七干校的。整个五七干校都在恐怖中，很多人选择自杀以求一了百了。我到红州地区五七干校去过几次给我老爸送鸡汤，亲眼看见那里批斗人，发言人讲得好好的突然‘啪’的一个耳光打在被批斗的人脸上，被打的人躲都不敢躲，只能硬挺。我们文教系统有一个老师的耳朵硬是被楸变了形，这个人原来是个造反派，我从小就认识他，他还是我妈妈在业余高中的老师呢。”
大脑壳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讲干部到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并不错。林立果他们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听说过？他们手上肯定有大量的材料，所以只有他们写得出这样的东西来，也只有他们敢写。要是这个东西是老百姓写的，够铳一百次回了。这个东西说出了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很粗糙。如果用具体的个案来描述，肯定还要惨得多。就我个人的看法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批判，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做法。这样做实际上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看到了隐藏起来的真相，这个东西只能秘不示人，怎么能拿出来批判呢？如果硬要说林立果说了假话，那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全国人民都晓得的事，你硬说没有那不是哄鬼？记得七六年四月有一期《湖北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里面有一段话说得怕死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说这个话的人胆子真大。但这三句话都说错了，第一、应该说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第二、人民还是愚不可及；第三句，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也是屁话，其实自秦皇统一中国以来哪有什么共和？六六年谭厚兰带人到山东挖了孔林，还给毛泽东发了致敬电。老毛当时就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怎么能说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呢？所有的皇帝统统都认为朕既天下。二六年孙中山死后老蒋说了算，四九年以后老毛说了算，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不是还有党吗？”铁戈问道。
“党说了不算，党是什么？党就是一群人的组织，组织又不是人，只有人说了才算！哪个人呢？不是一般的人，是最高领导说了算，所以叫最高指示。中国历来都是最高统治者说了算，那些宰相、大臣说的话还不如皇帝放一个屁。大臣要是敢跟皇帝犟台（文革时期武汉话：顶牛），皇帝就要‘咔嚓’了。皇帝杀大臣一种是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诛杀，一种是经过法律程序但最后还是枉法裁判。前者是杀韩信，后者是杀岳飞。”
铁戈反驳道：“韩信是吕后杀的，岳飞是秦桧杀的，不能用这种例子佐证。”
“不错，韩信是吕后杀的。韩信功高震主，吕后是代刘邦杀韩信，况且刘邦事后并没有追究吕后和萧何的责任，这就等于是默认。不杀韩信，刘邦寝食难安，以后的天下不晓得是姓刘还是姓韩。如果不是赵构指使秦桧，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杀岳飞。古今中外哪有大臣敢杀大臣的？张三想杀李四，还是要经过皇帝批准才能动手。你上次说的那个文征明的《满江红》下阕写道：‘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生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段话是说赵构也晓得大片国土沦丧，疆域日渐狭窄，也晓得徽钦二帝被俘是他们老赵家的奇耻大辱。但是如果徽钦二帝一旦回来，他这个皇帝的合法性是否还在？他又该被置于何地？岳飞这人和韩信一样，只会打仗但不懂政治。他老先生到处宣扬‘直捣黄龙迎还二圣’，要是真的迎还二圣，偏居江南的赵构怎么办？总不能让钦宗当太上皇，徽宗当太太上皇吧？所以词中说不要再提南渡错，当时赵构真的怕抗金将领们收复失地迎还二圣。几百年前的文征明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区区一个秦桧有什么本事杀岳飞？只不过是迎合了赵构的灰暗心里，奉旨行事，冤杀岳飞。如果岳飞把口号改一下，变成‘收复失地解民倒悬’，不提迎还二圣，下场可能不会那样惨。南宋抗金名将李纲、宗泽、韩世忠这些人从来不提迎还二圣的话，只是帮着皇帝老子打仗，所以都没有像岳飞那样被冤杀。岳飞写过一首《满江红》，韩世忠也写过一首《满江红》，他说：‘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漫说秦宫汉帐，瑶台银阙。长剑倚天氛雾外，宝光挂日烟尘侧！向星辰拍袖整乾坤，消息歇。龙虎啸，凤云泣；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管笛，鸾舆步老辽阳幄。把唾壶击碎问蟾蜍，圆何缺？’这首词和岳飞的词同样写得悲壮豪雄，可韩世忠就比岳飞聪明一些，绝不提什么收拾旧山河的话。在皇帝的眼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才是唯一的目的，大臣和小民的生命都如同草芥一钱不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岳飞直到临死时还说什么‘天日昭昭’以示愚忠，皇帝还是照杀不误。古往今来的皇帝和大臣们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如果他觉得皇权受到威胁，哪怕只是虚假的威胁他都会用骇人听闻的手段诛杀大臣。明太祖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就是一个实例，完全是流氓手段。这样的顶级流氓还没有人敢追究，这就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曹矮子笑道：“那是个九段流氓。”
铁戈问道：“什么是九段流氓？”
曹矮子解释道：“日本人下围棋分段位，九段是最高级别。刚才大脑壳说朱元璋是顶级流氓，顶级就是九段，所以是个九段流氓。”
铁戈听了大笑不止：“说得好。”
大脑壳接着说：“原来在苏联哪个敢管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哪个敢管铁托？就是马克思在世也管不了，马大胡子连县太爷都没有当过，任何人都管不了。其实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比过去的封建社会还厉害，生在这个时代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我后悔呀，帮老毛冲锋陷阵，到头来自己冲进了大牢。我怀疑那时候我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也没有人跟我们发工资，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上面一发话我们就行动，那种狂热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大脑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那个时候也狂热得很，又没有人发奖金发补助，白天上班晚上写大字报贴标语，经常搞到半夜两三点钟，第二天照常上班。我发觉我那个时候也得了神经病。”铁戈颇有同感。
大脑壳继续说道：“我们得的是一样的病，叫做狂热政治宗教病。政治本来跟宗教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奉献给人，一个是奉献给神的，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虔诚的信仰和狂热的崇拜。有了虔诚的信仰就必然有狂热的崇拜，一旦狂热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政治信仰马上就会变成一种宗教信仰，那种痴迷程度往往超过宗教信仰，这就成了一种病态，我把它叫做政治宗教狂热症。这种病无药可治，只有在现实社会中撞得头破血流才能治疗，但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因为有的人就算是撞得头破血流也不见得能治好，你铁戈就是这种人，还在坚持以前的观点。有一次我弹吉他你唱歌，你唱《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唱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词‘革命造反派想念恩人毛泽东’。幸亏中队的庆父、包打听们不在场，要是有人向干部汇报了，有你狗日的好果子吃。我们就是因为文革进来的，文革结束了，有什么必要坚持原来的观点？原来的观点是对是错只能留给历史去评说，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白居易写《长恨歌》讲的是唐朝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故事，尽人皆知。这老夫子滑头得很，提笔就写‘汉皇重色思倾国，’硬是把唐玄宗调到汉朝去了。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他只能说前朝而不能说本朝的事，所以说当代人写不出当代史，即使写出来也不是信史，有很多复杂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后人写现在的历史这些因素就不存在了，写得就会比较客观公正，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说清楚现在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听到这里龚瑾笑道：“大脑壳，我看你成天不是打麻将玩乐器，就是喝酒抽烟，要么就是跟别人吹牛讲电影故事，你这些观点是哪里来的？”
“九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回忆文革的事，特别是在沙洋马良石料场关小号子的时候想得最多，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真理。”
“流氓也能发现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