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猛犬-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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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踉踉跄跄地转身向楼上爬去时，店门大开，闯进一个电报生。
这是个爽朗的春夜，空气中微微有点凉意，马赛旧港的一湾碧波平滑如镜，水面上映出了港口四周林立的酒吧、咖啡馆的倒影。不一会儿，一条返航的拖轮孤零零地穿过港湾的中心，划破了镜面，留下一道宽阔的水波，浪花向四面荡漾着，拍打着泊在港湾内渔轮的舵叶，响起一阵轻微的咯咯声，随后又平息下去。沿着卡尼贝尔大街，停满了一辆辆汽车。千家万户的窗口传出阵阵烧鱼的香味，年迈的老人坐在家中慢慢地啜饮着杯中的首香酒。而那些毒品贩子们此刻却正借着夜色的掩护，匆匆跑过街头巷尾，为获取巨额利润而四下奔波着。这是个普普通通的春天的夜晚。
在市内一个自称“色拉篮子”的民族混居区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在这儿惟有警察才是正人君子。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这会儿正坐在一家小酒吧的角落里，喝着一大瓶冰镇雷卡德酒。
他不像詹尼·杜普里或马克·弗拉明克，并不觉闲得难受。在监狱里挨过的那些年月，教会了他对哪怕是最索然无味的小事也能兴趣盎然，漫长的无所事事的生涯，使他比起绝大多数人来都更会打发时光。
此外，他已经找到了一项足以糊口的工作，所以他的存款至今分文未动。他稳稳当当地存着钱，在一家无人知晓的瑞士银行里，他的存款不断增多。总有一天，这笔钱将足够他买下卡尔维市那间他瞩目已久的小酒吧。
一个月前，他早年在阿尔及利亚结识的一个好友，由于一件区区小事——私藏一只装着一打前法国陆军0。45柯尔特手枪的提箱——而下狱。他从牢房里给朗加拉蒂捎了封信，委托他“照看”一下平时和自己同居的一位姑娘。他深信这个科西嘉人决不会有负他的拜托。这是个身材高大、生性调皮的好姑娘，原名玛丽·克莱尔，现在自称若拉，在图巴洛区一家酒吧间当夜班女招待。也许是看上了他那矮小的身材吧，她对朗加拉蒂很感兴趣。惟一使她抱屈的是，朗加拉蒂对待她的方法与她那位身陷囹圄的男友大不相同。其实身材矮小毫不妨碍他充当若拉的保护人。那些黑社会中对这个姑娘垂涎已久的好汉们，一听说朗加拉蒂这个大名，便都退避三舍了。他们无须再多领教他的厉害。
这样一来，若拉便洋洋自得地成了拥有马赛城内最好的保护人的姑娘了。朗加拉蒂倒也满足于就此打发时光，静候下一个合同找上门来。虽说他和雇佣兵中少数几个老相识还时有联系，但由于毕竟是重操旧业，他还得靠香农多帮帮忙给他找份合同。不过，他心里有数，他正是雇主们急于寻找的那种角色。
刚回法国不久，巴黎的夏尔·鲁就曾找上门来，建议和他签订一个独家合同。作为交换，一俟有活干，他可以自由挑选，鲁在他面前吹嘘说自己正在酝酿着六七项合同，朗加拉蒂信以为真，因此也就未与他人挂钩。后来，他觉得事有蹊跷，经过一番调查，才弄清鲁原来是个牛皮大王。这家伙自从1976年因为胳膊上中了一枪而从刚果布卡武回国后，至今一事无成。
朗加拉蒂想到这里，叹了口气，瞟了一眼手表，一口喝干酒起身离去。已是若拉上班的时候了，他该回去护送她前往酒吧，再顺路光顾一下那家通宵邮局，看看是否会有香农来邀他前去参加一场新战争的电报。
慕尼黑现在的气温比起马克·弗拉明克居住的奥斯坦德还要冷。在远东、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度过的漫长岁月，。使得库尔特·塞姆勒的身体变得单薄多了。这时他正打着寒噤，紧裹着齐膝长的黑皮大衣，向通宵邮局走去。他每天早晚都要来打听一番，暗自希望会收到来信或电报，给他带来消息或请他前去赴约，签订上一项新的雇佣兵合同。
从非洲归来后，他觉得这儿的生活既无聊又枯燥。和绝大多数从军多年的老兵一样，他讨厌平民生活，痛恨身着便衣，藐视政治，心中无时不在渴望能再过那种早已习惯了的冒险生涯。重归故里丝毫未给他增添什么激奋心情。举目四看，到处都是长发披肩。衣冠不整、懒懒散散、手中挥舞着小旗、尖声怪气地呼喊口号的青年。在这些年轻人心中，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曾如此神往过的那种为祖国、为领袖而奋斗献身的伟大思想，早已荡然无存，至于那种军队生活所带来的纪律严明的特色，更是杳无踪迹。
和眼下的日子相比，即使是在地中海上混过的那段走私生涯，也要强似百倍。那种行当虽说也过于轻松、懒散，但至少还有事可做，在策划、执行，完成各种行动，还有一种神秘的冒险感。当他座下的快艇载上两吨美国香烟，疾驰向意大利海岸时，至少可以想像着自己又回到了湄公河三角洲，正和外籍军团的土兵们一起，扫荡着帅明河上的盗匪。慕尼黑给他带来的只是愁闷。他整天沉溺于烟、酒之中，间或也逛逛妓院，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那晚去邮局又白跑一趟。但翌日凌晨等他再来时，情景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此时香农的电报正穿过黑沉沉的欧洲上空，飞向慕尼黑。
当天下午，马克·弗拉明克便从奥斯坦德来了电话。比利时的电报传递真是优秀绝伦，一直要持续到夜间10点。香农在电话中简单地告诉弗拉明克，次日上午开车到布鲁塞尔国际机场迎候他，并且说明了他的班机航次。
假如有谁想要开个保密但又合法的银行账户，与大肆宣扬、家喻户晓的瑞士银行系统相比，比利时银行的优越性还要大得多。虽说它们远非德国银行资本雄厚，实力强大；也不如瑞士银行中立；但是比利时银行却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保证顾客能无限额地将金钱转进、提出而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而且它们在保密方面也毫不比瑞士银行逊色。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卢森堡以及利希腾施泰因的银行能不断吃掉瑞士银行的地盘，稳步扩大业务的秘诀。
次日上午，香农坐着马克·弗拉明克开的车驰向一家比利时银行——克雷迪特银行。这家银行位于布鲁日市，距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有70分钟的汽车行程。
显而易见，大个子比利时人心里好奇极了，但他丝毫不动声色。当他们驱车赶向布鲁日时，香农只是简要提了一下，他已搞到一项合同，尚需一些人手帮忙，不知弗拉明克是否有兴趣？
小马克示意说，他当然对此很感兴趣。香农又进一步向他解释，现在还不能多说这究竟是项什么性质的合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项行动不仅仅只是冲冲杀杀，而一切都需要他们新砌炉灶，自己动手。他除了按正常标准给每个参加入员每月发1250美元的工资外，另加今后三个月内的一切开支。参加入员在头两个月不必离家，只需在欧洲范围内冒上几小时的风险。当然，严格说来，这趟冒险不应属于雇佣兵份内的事，可他们不得不干啊。马克一听此话，咕哝起来：“我可不愿去砸银行，”他说，“那种钱我向来不要。”
“根本不是那码事，而是把几支枪私运上船。这件事只能由我们自己干。船一开，剩下的事就全在非洲干了，是去过过枪瘾。”
马克咧嘴笑了。
“是一场长期战争呢，还是一次突然袭击？”
“一次奇袭。”香农答道。“听着：事情一旦最后确定，马上就会签订一项长期合同。我现在还不能许诺，但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而且任务完成后，报酬一定非常优厚。”
“那好，我干。”马克同意了。这时，他们驶进了布鲁日的中心广场。
克雷迪特银行的总行设在弗拉曼街50号。这条街很窄，路两侧挤满了一幢幢18世纪弗兰芒式风格的房屋，一派异国情调。房子都维修得完好如新，绝大部分都已把临街的底楼改成了商店。然而，上面几层却还多少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檐上的彩色绘画像是出自某位古代艺术大师的手笔。
走进办公室后，香农向银行国外部的负责人古桑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基思·布朗，并随即递上护照，以作证明。他用了不到40分钟时间开好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存进了100 英镑现款。他对古桑先生说，随时将会从瑞士转汇来10000 英镑现款。此外，他还交代说，一俟那笔钱汇来，应立即从中提出5000英镑汇往他在伦敦的银行账户。接着，他留下了几个各种写法的基思·布朗的签名，还和银行方面协商出一种用电话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法：在电话上流利地倒报出他的12位数的存款账号，紧接着再说出前一天的日期。以这种办法为证，他可以不必亲临布鲁日，仅凭口说便能汇款或提出存款。最后，他与银行签订了一项书面保证，说明银行不必为使用这种联系方式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生差错，概由本人负责。他们并且谈妥，香农给银行寄来的一切文件，都应在他的签名下面再用红墨水写上账号，以防被人假冒。
12点30分左右时，他办完全部手续，走出银行，来到正在外面等待着的弗拉明克身边。他俩在市政厅前中心广场上的“艺术”咖啡馆吃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午餐，照例是油煎土豆片之类的食物。然后弗拉明克开车送他返回布鲁塞尔机场。分手前，香农给了弗拉明克50英镑现钱，嘱咐他次日搭上往返于奥斯坦德和英国多佛之间的海峡轮渡，晚上6 点到达香农在伦敦的那套公寓。然后，香农又在候机厅里等了一小时班机，在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回到了伦敦。
西蒙·恩丁那天也同样乱得不可开交。他乘上最早一趟班机飞往苏黎世，刚好在10点过几分抵达克劳顿机场，然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来到了泰尔斯大街58号汉德尔兹银行苏黎世总行的柜台前，用真名实姓开列了一个活期存款账户。他和香农一样，也留下了几种不同式样的签名，并与那个和他交涉的银行官员商量好，他所有写往银行的书信一律须在末尾写上银行账号，再在账号下面用绿墨水注明是星期几写的。账号则用普通的黑墨水写。接着他把随身带来的sic 英镑现款存人账户，并通知银行，一周内将会有10万英镑的巨款汇人他的账户。最后，他嘱咐银行，一旦收到那笔10万英镑的汇款，就应立即从中取出10000 英镑转汇给开在一家比利时银行内的账户。至于那家银行的名称和账户号码，他将很快写信告诉他们。他还与银行签订了一项冗长的条约。条约规定银行不承担任何后果，其中包括确属银行方面应受处罚的疏忽行为。条约还写明，恩丁在此事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保护。其实他很明白，由于瑞士法庭在处理银行与主顾问的纠纷时总是偏袒瑞士银行，他本来就没指望会享有法律保护。
他要了辆出租汽车离开泰尔斯大街，来到兹温格利银行，进门转交了一封蜡封的信件后，便直奔机场。30分钟后，詹姆斯·曼森爵士写的这封信送到了马丁·斯坦霍弗博士手中。信末尾的签名方式正是曼森与这家瑞士银行早就协商好的那种。信上要求斯坦霍弗博士即刻向西蒙·恩丁在汉德尔兹银行开立的账户汇款10万英镑，并且说明曼森爵士翌日，也就是星期三，将给博士先生的办公室打来电话。
恩丁赶在6 点前回到了伦敦机场。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马丁·索普回到办公室时已是精疲力竭了。从上周末到现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