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5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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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抓住了巴蜀人的要害，一打一个准，收获颇丰。
然而，宝鼎在与老秦人和关东系的谈判中，却是阻力重重。
老秦人是大秦的鼎柱，没有老秦文臣武将的浴血奋战，也就没有大秦的今天；关东系是大秦发展的源动力，没有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这一代代贤臣的不懈努力，也就没有大秦的统一大业。
有付出就要有回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大秦获得统一大业的同时，下山“摘桃子”的却是宗室，而功臣们只能靠边站。老嬴家是王族，王族理应“吃肉”，但总要给功臣们一块骨头啃啃吧？就算没有骨头了，至少也要给一口肉汤喝喝吧？
秦王政和咸阳宫太过薄情寡义。如果实施高度中央集权，功臣们不要说啃骨头和喝肉汤了，最多也就是站在锅边上闻闻肉香而已，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好在宗室们也被这一国策赶到一边，估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喝一口汤。看看熊氏外戚的下场就知道了，即便是血缘亲人，如果你敢把手伸进锅里捞肉吃，对不起，我不是要砍你的手，而是要剁下你吃饭的家伙。所以宗室们也是忍无可忍，终于武烈侯跳了出来。
武烈侯拿出来的国策变革策略实际上只是照顾到了宗室，统一大业的丰硕果实不再由秦王政和咸阳宫独享，而是由老嬴家共享，而且还是秦王政一脉的嬴氏子孙共享。由此可以想像，就连武烈侯自己只不过凑到锅边喝口汤，更不要说那些功臣们了，他们还是一无所有。
我累死累活流血流汗帮你老嬴家打下了天下，统一了中土，最终一无所有，这还有没有天理？自古以来，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大周武王，哪一朝哪一代君王不是与自己的功臣们共享天下？中央集权，君权至上，这天下的一草一木就连空气都是你君王一个人的，这是哪一家的道理？
特定的时代决定了特定的思想，这个时代的人除了大秦的君王，没有其他诸侯国信奉法家学术，而大秦的君王之所以信奉法治，是因为太穷了，穷则思变，被关东诸侯国所摒弃的法家学术，到了经济和文化双贫瘠的西陲，就变成强国之宝了。如今一统天下，秦王政更进一步，试图把“法治”发展到极致，并用之统治中土，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个阻力不仅仅来源于关东诸侯国的普罗大众，也来源于大秦本土国民。
宝鼎无计可施，最终选择了“拖”字诀。
过渡策略的实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统一后的中土人在思想上的变化。思想变化得快，对大一统的认知越来越深，那么过渡策略实施的时间就越短。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汉帝国由郡国制过渡到中央集权制，大约用了百年时间，但那是建立在旧时代旧贵族旧文化几乎彻底灭绝的基础上，而现在宝鼎试图在这个时代这批贵族和这些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达到同样的目的，那么所需要的时间肯定更长，过程肯定更为艰辛。
宝鼎在与王绾、王戊的会面中，在与冯劫、门g嘉的交谈中，直言不讳地说到了这些尖锐问题。
如果大秦在统一后实施分封，那么中土必然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不难想像，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而其他人就像关东六国一样灰飞烟灭。这个险是否值得冒？
如果大秦在统一后实施郡国制，那么顺应了时代，顺应了民意，大秦可以维持统一，中土可以维持和平，大家都能得到发展和壮大。大秦统一后百废俱兴，权力和财富有限，大家一窝蜂地去争抢，所得有限。既然如此，不如等一等，等到中土发展起来了，国力增强了，权力和财富更多了，大家再去争抢权力和财富，岂不是收获更多？
宝鼎甚至在密谈中做出了暗示，秦王政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离开这个人世的一天，他离开了，大秦难道还是一成不变？一朝天子一朝臣，君王和公卿大臣都换代了，谁敢保证国策还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执行？谁敢说现行国策五十年、一百年都不会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昭襄王和武安君的鸡烈碰撞是个教训，假如武安君先把邯郸打下来了，把赵国灭了，那历史肯定会发生改变。今天也是一样，假如今天我们和秦王政对抗到底，最终就是玉石俱焚之局，双方都是失败者，有必要吗？
宝鼎最后再一次做出了明显的暗示，你们所需要的，所想的，也是我所需要的，我所想的，但我认为，大秦富强了，我才能获得更多。
很明显的例子，假如当年昭襄王让步了，武安君和当年的功臣们能获利多少？即便分封诸侯，也不过一县甚至数县之地而已，但现在呢？现在假如分封诸侯，我们能拥有多大的疆土？所以不要急，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尤其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
宝鼎的劝说最终起到了作用。事实摆在这里，一旦爆发内战，大秦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极有可能崩溃，一旦崩溃，大家不要说一无所有了，连性命都保不住。如其冒着国破家亡身死族灭的危险去赌博，倒不如步步为营了。
最终各方达成妥协。以最快速度吞灭楚国，然后迅速稳定新占领疆土，至于南北战争，那是几年后的事，暂时不讨论。
第422章 剪羊毛
新年之后，溥溥出嫁，咸阳政局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秦王政与中枢大臣们经过反复商讨，在诸多国事的决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秦王政下令，为尽快稳固关东地方郡县的形势，中枢决定迁徙大量关东富豪于大秦本土安置，并剿杀藏匿于关东各地的叛逆，收缴关东人私藏的利器等等一系列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防止地方叛乱的举措。
此策治标不治本，为标本兼治，秦王政又下令，严禁地方郡县借着中央增赋加税的机会，擅自以各种名义加重普罗大众的负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为保证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中枢决定，地方稳定与否是考察各地军政官长们的第一条件，如果地方上爆发叛乱，地方军政官长们就地免职，严重者有牢狱之灾。同时秦王政也授予地方监御史更大权力，并从中央御史府中抽调了部分官员，兵分数路巡查地方。
此策进一步维护了中央权威，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加大了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的力度。
当前形势下，地方稳定与否关键在于普罗大众能否吃饱穿暖，能否生存，所以秦王政下令各地方，不遗余力恢复和发展农耕。只要增加了粮食产量，那么威胁大秦安危的最突出的矛盾必然缓解。
为此，咸阳要遏制工商业的发展，尤其要打击低买高卖的商贾。迁徙关东富豪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些富豪中，除了大小贵族外，大部分都是各地财产颇丰的商贾。
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关东的巨商富贾们构成了直接威胁。可以想像，这只是咸阳打击工商业的开始，接下来肯定有一连串的政策，一步步把巨商富贾们逼得“衣不蔽体”，走投无路，最终难逃身死族灭之祸。
关东的巨商富贾们在这几年纷纷改换门庭，另找靠山，而关东的一些大富豪们虽然实力有限，但也不落人后，各找门路，找不到大靠山，依附不到像蓼园这样的大秦一等豪门，那就找小靠山，比如镇戍地方的功臣们，他们也属于大秦豪门，不过权势小一些而已。
找靠山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以这次咸阳强行迁徙关东富豪来说，其基本原则是确保地方的稳定，而这些地方大富豪因为财产太多，涉及到山泽、土地、作坊、人口、赋税等等问题，如果把他们也强行迁徙而走，那不但不能稳定地方局势，反而加剧了地方局势的混乱，所以咸阳即便想“一网打尽”，也要一步步来，这就给了“靠山”们保护他们的时间。
保护大富豪的最好办法就是政策，只要政策保护他们，关东的大富豪们就能继续生存。
“靠山”们齐心协力，经过多方博弈，给了关东大富豪们一条出路。
咸阳并不想做强盗。强盗是一次性买卖，你把大户抢光了，下次抢谁的？所以咸阳要做牧羊人，把大户们像羊一样圈养在牧场上，把他们养得膘肥体壮，然后剪羊毛，只要羊不死，羊毛就可以一次次地剪下去。
秦王政和咸阳宫不得不正视现实。如果秦王政是牧场主，豪门贵族是牧羊人，大富豪是肥羊，那么在牧场主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他要想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只能杀那些羸弱的羊以充饥，把最好的草喂养肥羊，靠剪肥羊的羊毛来获得发展的本钱，然后来买更多的草喂养出更多的肥羊。
这个“剪羊毛”的发展策略就是宝鼎提出来的，既保住了肥羊，又让大秦获得了羊毛，一举两得，而唯一让秦王政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此策与他的“集权”理念有冲突，不过此刻他只能妥协，与牧羊人们共享羊毛。
肥羊保住了，羊毛的分配办法也商量妥当了，接下来就是剪羊毛了。
秦王政下令，为加快中土的统一进程，加快中土的北疆防御力量，加快南疆的发展步伐，中央和地方必须调动中土的全部财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财赋，为此中央拟制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加大中央和地方向民间赊贷或赊借钱粮的力度，比如鼓励民众到南北两疆开荒垦地，修建水利道路城垣，建作坊开市榷，等等，凡有利于统一中土和发展南北两疆的事情，朝廷都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而其中贡献突出者，授予爵位甚至官职。
大富豪们获知此策，愤怒者有之，惶恐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但最终都选择了沉默和顺从。
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和咸阳、和豪门贵族们直接对抗，其结果可能比被迫迁徙的关东富豪们更惨，不但财产无限制缩水消失，甚至连整个家族都灰飞烟灭。
大秦掠夺了关东中小富豪和普通商贾的财富，杀鸡儆猴，逼得关东的大富豪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让咸阳剪他们的“羊毛”，那么，如何剪巨商富贾们的“羊毛”？
巨商富贾们的背后都是豪门贵族，甚至就是豪门贵族的“代理人”，剪他们的羊毛实际上就是掠夺豪门贵族的财富，这其中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关东的巨商富贾们大都依附在蓼园门下，大秦本土的巨商富贾也基本上跟着宝鼎四处“掳掠”，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宝鼎自然要为他们谋取最大利益。
新时代要有新思维、新理念。
在过去的几年里，宝鼎一直向这些巨贾们灌输着大一统的理念。在大一统的新时代，巨贾们生存的土壤彻底改变了。过去诸侯国国力有限，资源有限，所以诸侯国的君主和贵族们才需要他们，扶植他们，巨贾们活得很滋润，但在大一统时代，大秦拥有整个中土，资源无限，国力无限制增长，君王和贵族们掌控着整个中土的权力和财富，巨贾们的生存空间突然就消失了。
过去宝鼎不但扶植本土巨贾，也招揽关东巨贾，利用他们疯狂地掠夺诸侯国的财富，但宝鼎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巨贾们，统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必须做出颠覆性改变，必须改头换面，更换身份，迅速进入贵族阶层，掌控权力。
在大一统的新时代，谁掌控权力，谁就拥有财富。虽然在旧时代，这一理论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