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史略-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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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全部明军进行这场大举进攻的杨镐听到四路大军两路已传来了军没将亡的噩耗，他想剩下的两路也必无胜利的希望，就急命李如柏、刘撤军。但命令还没有到，刘所部已被后金歼灭，只有李如柏接到命令回军，沿边赴沈阳，兼防开原、铁岭《明神宗实录》，卷580。。后金哨兵乘其撤退之机，追击斩杀四十余人，获马五十余匹。四路之中这是保全最为完整的一支。杨镐因此次兵败，被逮下狱，定为死罪，迟至崇祯二年正法《明史杨镐传》，卷259。。
明清（后金）第一次决战，以后金的全胜而结束。这次战争，实际是在三个战场作战，其中萨尔浒仅是一个战场，但此战明朝投入的兵力多，打得激烈，影响到后来的两次作战，所以清朝以来也就以此代表，称为萨尔浒之战。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1）
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17世纪初中国境内的两个国家的一场大搏斗。明朝主动发起了进攻，而且经过了近一年的备战，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员和物资，结局吃了败仗。原因何在？从战争一交火，即使是局部的胜负，人们就开始分析和解释其原因了。但是明朝的全局失败，专门性的论述还是不多见的。这里不妨再做些说明。
对明朝失败原因的探讨，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时就有人发表了意见，但是从很早起，意见就是不同的。杜松、马林战败的消息传出后，经略杨镐在三月十一日的奏疏中曾把两位主将违制行师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他说：“为照报过师期，原以二十一日陆续发兵到边，二十五日该宽甸一路出口，初一日该沈阳、开、铁、清河三路出口。俱约定初二至二道关，合兵前进。乃总兵杜松出师，要占首功，单马行前，辄弃车营。初一日申时（15时～17时）既已活捉夷贼报功，旋又以焚克二寨报功，而不知其已入贼之伏也。贼以备开、铁之兵与备抚顺之兵合而攻之，乌得不败？既初二午时（11时～13时）开、铁总兵马林行至三岔，闻杜松已先出一日，亦仓皇疾出，比至二道关，杜松与王宣、赵梦麟兵马时已败亡，又以备抚顺之兵与备开、铁之兵合而攻之，何能久支？”《明神宗实录》，卷580。杨镐是这次决战的明军总指挥，此时已认定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案破产了，他哀怨时间的阴差阳错，更愤恨两路主将的各自为战，实际就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这两个人身上了。他不说指挥的问题，而指责两员大将断送了总指挥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也在杜松、马林身上寻找战败的原因。他则列出六个原因，如说：“照得行师必以纪律，自誓师之后经略即谕杜松等务以持重。又约三月初一日出口，乃先期兢进，其失一；刚愎自用，其失二；队伍错乱，为贼所击，其失三；擒夷克寨，不加傍哨，致赚贼伏内，被诱不知，其失四；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驭众，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至于开、铁兵马，初派由三岔出口，马林苦执由靖安出边，临期复由三岔出口。乃抚顺交锋，而该镇未至，比奴众乘胜北驱，守备不设，致虏袭营，兵亦溃败。”《明神宗实录》，卷580。陈王庭分析杜松、马林战败的六个原因比杨镐提出的原因更具体化了，但或许他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者之一，他分析的基调竟和杨镐说的相同。
在刘败没、李如柏一军得完的消息传出后，对此次明军的结局，舆论反映极其强烈。探讨明军失败的原因也立即扩展和加深。有人在指挥和调度上找出了种种失误。浙江道御史杨鹤指出：“辽事之错，不料彼之情形，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进止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明神宗实录》，卷580。从主将杜松的轻敌冒进，马林的犹豫不定，转到了李如柏不与刘策应。特别是李如柏出师不主动，作战不参与，单独有令，一军生还，极为可疑。杨鹤揭露李如柏兄弟与努尔哈赤素有“香火之情”。他质问杨镐：“何以独止如柏，不止杜松、刘？”《筹辽硕画》，卷17。他认为李如柏若能与刘相配合，杀入重围，当不至死，或者夹击成功，也未可知《明神宗实录》，卷581。。
著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对此战丧师辱国极为愤慨，他直接斥责“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他把“马上催而三路丧师”当作最大的教训《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李奇珍也把明军的失败不单看作咎由李如柏，而是有更深远的根源。他说：“属者奴酋发难，四路进剿，三路败没。始误于李成梁，再误于杨镐、李如柏也。先是成梁剿平兀堂、孟草塔、王杲等诸丑类，用奴父他失为向导，借其髑髅以博封拜，因割我膏腴，以结戎心。二姓之好既联，三韩（指辽东）之备尽弛，开门揖盗，养虎自贻，此祸本乱源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朝人自是明朝人，他们谈论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从各方面寻找其原因，不是简单的理论推理，而是在吸取教训，以图再举。论者有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是当时的人，发表的言论是切中要害的，有的放矢。但是不可否认，发表意见的人杂有个人成见，甚至还包含着明末士大夫通常有的那种高谈阔论的积习。即某些正确之论，亦不过只能说到一定程度，受历史的和阶级立场的局限，还不能触及根本性的问题。
萨尔浒之战明朝惨遭失败，就战场交锋而论，杨镐主持策划的四路并进有严格的行师日期。杜松急发，马林迟进，刘先走，李如柏故拖，这样参差不齐，就无法达到分进合击的目的。分路进兵最终还是要集中力量进行作战，所以“合击”才是发挥战斗力的保证。即使四路不能全合，两路做到合击也可以。而明军四路全是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胜利。明军四路主将“违制行师”，完全是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这可以说必然变成“违律丧师”。在时间上还有一个当时人指责的泄露日期的问题。因为努尔哈赤事先已经知道了明军何时进兵，他们得知日期，可以在战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这里又得出结论：“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明神宗实录》，卷580。
第一部分明朝失败的原因（2）
但是不能就时间论时间，还应进一步寻找丢掉时间的原因。这样深入下去就可以看出明军内部矛盾重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做不到“合击”，是彼此之间没有“合心”。李如柏、马林都是懦夫。李如柏作为李成梁的第二子，靠其荫袭的关系跻身行伍之列，数从其父于边塞立功，并升至总兵官，但他战前已家居二十余年，放纵酒色，既无父兄当年之勇敢，也没有他少年时之英锐，特以疆场乏人起自废将，而他本来的怯懦大暴露，“惟左次避敌而已”。《明史李如柏传》，卷238。马林也缺乏主将的素质，出师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指出“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杨镐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史潘宗颜传》，卷291。。杜松、刘比李如柏、马林实有不同，他们每个人都踊跃向前。问题是，为什么那么争先恐后，这背后是一股什么力量呢？不妨看看文献上所载杜松行前和李如柏的一番对话。
杨镐做了决定，杜松、李如柏皆知各任方面。李如柏故意为杜松洒酒送别。酒席桌上对杜松说：“我这次作战，一定以头功让您！”
杜松听了李如柏的话，信以为真，慷慨意气，带着扭械出师，并狂妄地宣称：“我要捉来活的（努尔哈赤），不能让别的将领分功了！”
李如柏在杜松起程以后又派人去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达敌人的老营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用违背诺言的办法刺激杜松更加不顾一切地冒进。
由此可见，杜松那么一往直前，的确有个抢头功的思想。而这正造成了他不按约定时间，提前行动，一军独前，遭到后金兵狙击，战败被歼。明人说杜松所领的二万人被后金的三万兵马所败。数目不一定准确，但是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是事实。不仅将帅如此，据说明军士兵争功也很突出。朝鲜人亲历其战的李民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44页。贪图立功成了明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刘显然不是为了贪功致死，他此行却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出兵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这位刘都督：“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说：“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他带着“不悦之色”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很不高兴地说了这些话。刘虽然在这次作战中奋勇牺牲，而他明知道这样开赴沙场，没有得到经略杨镐的积极支持，是这位总指挥有意把他置于死地。将帅如此不合，怎么可以期望发挥最好的战斗力打胜仗呢？
明朝战败的原因还可以再作深入发掘，即这场战争的筹划者和总指挥本身从一开始就很被动，杨镐实在是不想真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是役也，经略（杨镐）意亦初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军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杨镐的调兵遣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即使打几个小仗，也是为了给上边看的。难怪行师之前，他派了一名抚顺来的降人到努尔哈赤那里明目张胆地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如果不是故意恐吓，出兵之前这么告诉对方进军日期，将帅配备和分路进击，等等，岂不比内奸更露骨。但是，杨镐是作为一种策略，只能表现他的天真和愚蠢，构不成叛卖。还有比杨镐更重要的决策人大学士方从哲也对此战缺乏信心。他拼命鼓吹进兵，实则已感到前途未卜。临战前在一份题本上说：“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而前日之风变，若彼连日之阴霾，又若此天心示儆，极其昭著。臣愚欲乞皇上降敕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明神宗实录》，卷580。
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