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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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一九三四年秋，日本以保卫伪满洲国的安全理由，擅自出兵中国华北地区，也就是由被告梅津美治郎为驻屯军司令官，率领三个师团和一个旅团非法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并不时地与中国驻华北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事实证明，是日本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为了防止事态发展和扩大，曾经有过妥协，就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由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协定，史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允许日本在华北驻军，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省的军队，撤换日本方面指定的上述两省两市的中国军政长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向哲浚严正指出：“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

古诺尔问广田：“你对向哲浚先生的分析有什么意见？”

广田说：“可以作这样的分析。”

重光葵发言：“我完全同意向哲浚法官的分析，广田君的交代的确似是而非，刚才，广田君说‘三项原则没有得力的措施贯彻执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对！三项原则产生不久，日本派多田骏君为驻华北日军总司令，所辖部队包括两个军、三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这是一。其次，梅津君和多田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策动了香河暴动。”

这里说的香河暴动，是指河北香河县五千人枪的汉奸地主武装，伙同流氓地痞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强占香河县城，成立香河县临时维持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政府的领导。

重光说：“第三，在广田君的直接策动下，由梅津和多田二君具体执行，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在河北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让该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当自治政府长官。”

这个汉奸政府所盘踞的范围，为冀东临榆、抚宁、昌黎、卢龙、遵化、丰润、宁河、平谷、香河、密云、昌平等二十二县。下设民政、财政、外交三厅，各厅和各县都有两名日本军人分别任顾问和秘书，一切大权操纵在日本顾问和秘书手中，同时，由梅津和多田供给枪支弹药，为伪自治政府组建总数为五万人枪的五个防共自治师。

布雷布纳说：“广田！重光说的是不是事实？”

广田心慌意乱，答非所问：“我忘乎所以。”

布雷布纳提高嗓子说：“我问你，重光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我有罪，我对不起中国朋友。”广田两手微微发抖。

重光接着说：“广田君的三原则初稿我看过，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对三项原则的产生和造成的影响，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荒木交代：“冈田内阁会议讨论广田君提出的三项原则时，我作为陆军相，投了赞成票，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接着说：“近卫文麿内阁就是根据这三项原则，具体制定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的。这点，作为近卫内阁外务相的广田君很清楚。法庭可以审问在押的中村孝太郎先生和米内光政先生，当时他们分别出任近卫内阁陆军相和海军相，也可以审问四十六名被告之一的贺屋兴宣君，他当时任近卫内阁大藏相。”

广田脸色惨白，如坐针毡似的不安了，屁股不时地在座位上移动着。忽然，他两眼一瞪，对荒木发起进攻，而且一语惊四座：“三项原则的产生，荒木君是罪魁祸首！”

“我是罪魁祸首？”荒木惊得毛发倒竖，“不许你血口喷人！”

古诺尔手向荒木一挥：“请冷静一点，让广田把话说完。”

广田劲头来了，脸上露出一丝可怜的微笑：“记得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天，荒木君请我和梅津美治郎君吃午饭。饭后，在你家的客厅里休息时，你对我和梅津君说，中国的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已成为独立的满洲国，为日本全面控制中国奠定了基础，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遗憾的是，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决议案。广田先生是外务相，你有责任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决议草案来。梅津君很支持你的意见。”

他望着三位法官：“你们可以审问梅津君，他是四十六名被告之一。”

重光证实：“我虽然没有在场，但广田君对我说过这件事。”

荒木慌了：“有这么回事，但我没有提出具体内容。”

“荒木君你不要狡辩。”广田说，“来自外蒙和苏联的赤化，是对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这一条是你提出来的。你还说，日本应在外蒙边境地带增派军队。当时，梅津君说他已派了一个师团驻在外蒙边境。你说你的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以加强外蒙边境防御为由，日本在华北地区增派部队。我问你增加多少，你说要增派一个方面军。你还说，你是陆军相，应该这样看问题。不久，由杉山元先生带一个方面军进驻华北，为全面进攻中国加强了军备。”

他把脸转向坐在他右边的重光：“第二天，我对重光君说及荒木君的意见，你十分赞成。记得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一条是你提出来的，我与你交谈时，我当时的秘书龟井辉太郎先生在场作记录。”

他拍了拍额头：“记起来了，‘暂时可以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这句话，是冈田首相加上去的。他改动的原稿收藏在外务省档案馆，请法庭查一查。‘广田三原则’，这个名字，也是冈田先生叫出来的。”

重光被吓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请广田君尊重事实。其实，这一条首先是你提出来的，你说满洲国成立四年了，中国现在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的独立。我说，现在不行，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所以，我才在‘正式承认满洲国’上面加上‘终应’二字。当时在场的龟井先生说，加上‘终应’二字，可以减轻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方面容易接受。”

他接着揭发广田：“三项原则被内阁会议通过，禀呈天皇陛下圣准的第三天，广田君在陆海空三军少佐以上军官，以及日本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上发表题为《论三项原则之实质意义》的长篇演说，大肆鼓吹对外扩张，大肆鼓吹全面进攻中国的条件已经俱备，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丧失这一良机，吾辈将成为历史之罪人，当你说到‘中国是亚洲的膏腴之地，明智的日本各界人士，应竭尽全力支持皇军打到中国去’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古诺尔问：“广田的演说留下有文字依据没有？”

重光说：“应该有。对了，第二天的《每日新闻》有详细的报道。”

他继续说：“天皇陛下的近臣木户幸一君告诉我，就因为广田君提出三项原则，就因为他在万人大会上的演说，天皇陛下才器重他，批准他继冈田先生出任日本首相。”

广田一扫前几次出庭那大模大样的神态，把头低了下去。他脸皮发烧，心跳得厉害，暗暗叫苦：“完了，完了！”旋即又想起自己出任首相时，木户幸一向他推荐由重光任外务相，他没有同意，而由自己兼任的事，一定是重光乘机报复他。你重光置我于死地，我广田就送你去黄泉。他要以牙还牙：

“我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重光君接着发表题为《苏联的存在是对日本的严重威胁》的长篇演说，大讲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政治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是世界上大国之一，经济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军事工业发达，军事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他说加强日本与满洲国的共同防御，首先是对付苏联，其次才是对付中国。他大讲苏联西伯利亚应成为日本的版图，在全面进攻中国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北进苏联的军事计划。重光君的演说，同样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每日新闻》同样有详细的报道。”

他说：“因此，重光君受到天皇陛下的器重。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出任首相不久，天皇陛下对我说，应该派重光君出任驻苏联大使。我对陛下说，重光君腿脚不方便，恐怕力不从心。陛下说，无妨，你给他多派两名得力的助手。第二天，我将这一消息告诉重光君，他欣喜万分，说自己拄着拐杖一小时可以步行六公里，没问题。”

他面向重光：“我没有说半句假话吗？重光君！”

“我认罪。”重光两眼像掉进沙子似的急眨了几下，“北进苏联，我停留在言论上。当然，言论就是造舆论，所以我认罪。但是，广田君却体现在行动上。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日军与苏军在张鼓峰发生的武装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是广田君和天皇陛下挑起来的。那年六月，他以外务省的名义向近卫内阁写了报告，为了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主张对苏联发动一次试探性的武装进攻。战事发生之后，广田君还兴致勃勃地与当时的陆军相坂垣征四郎君赴前线督战。坂垣君是四十六名被告之一，法庭可以提审他，我说的一点不假。那时，我出任驻英国大使，八月上旬回国述职时，是近卫首相将这一情况告诉我的。他还说，张鼓峰这一仗日军损失惨重，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可小看，近卫君的秘书牛场友彦先生在场作记录，有案可查，广田君，你必须老实交代！”

广田微低着头，感到无法抵赖，只好说：“我认罪。”

古诺尔与向哲浚、布雷布纳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这个问题追查得差不多了，就让三个被告看了两本记录，一一在上面写上“情况属实”，并签了名。

三个被告被押走之后，向哲浚兴奋他说：“很成功！请布雷布纳先生转告基南先生，让被告相互揭发，可以发现他们许多新的犯罪事实。”

下午，在同一间审讯室，让广田弘毅、永野修身、贺屋兴宣相互揭发。古诺尔他们首先追查广田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问题。

广田像雷击一样一惊，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天！这个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他交代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我向冈田首相建议，日本要想全面控制华北地区，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统管华北地区的行政机构，名为中国人掌权，实为日本人控制的政务委员会。我的建议得到冈田首相的重视和天皇陛下的圣准，并把这个政务委员会的组建任务交给我。”

他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打电话给在华北的梅津美治郎，要他以日本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何应钦谈判。日本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方面取消上述两个委员会，成立新的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二市；政务委员会为半独立性机构，日本政府可以直接与其进行接触；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由中国方面指派，副委员长由日本方面推荐。梅津要挟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是无视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存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中国政府负责。”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同意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派宋哲元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好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为副委员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感到自己有职无权，更不愿意与汉奸们同流合污，半年后就辞去了委员长职务，日本政府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