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评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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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崇有不同之处，但正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所云：〃中书风流，上掩季伦（石崇），但无颜对郗姊耳。〃关于王献之离婚的原因古籍很少涉及。《中兴书》云：〃其离婚之故不②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
① 《世说新语·简傲》、《晋书·郗超传》。
②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我自来迎接〃，《艺文》为〃我自迎接妆〃。③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独使我殷勤〃，《艺文》为〃独使我缠绵〃。可知。〃后人以为王献之因〃门无男子〃（妻无生育能力）①，根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名教信条与郗氏离婚的。笔者认为这种意见缺乏说服力。有人说王献之与郗氏离异不是出于他的主观意愿，这也有矛盾。《晋书》云：〃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这里用了〃选尚〃一词，〃尚〃即娶帝王之女的意思，连起来便是选娶新安公主，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强迫的迹象。郗超死后，王献之就不愿意见大舅郗翾了，其原因是郗惜有〃终焉之志〃。王羲之曾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不乐在京师〃，王献之却不同，从文献看他从未说过这类话。他一直在京城做官，颇顺当。但再娶前官位都比较低，因王导、王敦早已去世，王氏家族在朝廷的地位与权势也不比以前〃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他想进一步密切与帝室的关系，为升迁作好铺垫，以便再现昔日的辉煌。事实也是如此，他与新安公主结婚以后就得到中书令的官职，参与国家管理，成了掌握重要机密、决定政策的人。所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说他：〃乌衣贵游，宠荣过盛〃，〃子敬通婚帝胄，豪贵自喜〃。然而王献之心理上也是有矛盾的，他总感到有负于结发的前妻，每当他想起此事，心里总是充满着怨恨和后悔，〃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他借书写曹植的〃洛神赋〃抒发自己对郗道茂的怀念之情。
他临终前〃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古代文献对于王献之的仕途，政治生涯，记载寥寥，至于政绩更没有可靠资料。这也许是他担任的官职多属机要，有关消息当时不能外传的缘故吧！王献之二十四岁（公元367 年）为州主簿，相隔一年后任秘书郎，后转丞。公元372 年选尚新安愍公主，做了简文帝司马昱的驸马。公元376 年，王献之被谢安请为长史。公元381 年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公元385 年升为中书令，这可是一个拥有大权的官位，它的主要职责是掌握机要，制订政策，发布命令。王献之死后朝廷追赠他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以示表彰。王献之在世时名望很高，是当时做人的楷模。孝武帝为晋陵公主选婿时，曾将他作为参照的标准。〃主婿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谢安也曾说：〃阿敬近撮王（导）、刘之标。〃刘惔对自己要求很严，〃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匠之祷久矣，勿复为烦。'〃刘惔对人的识别很敏锐，能知人善任。他早知桓温有野心，曾对皇帝建言：〃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在桓温伐蜀时，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取胜，刘惔则认为必克，结果正如他所说。他力荐张凭，很得人心。刘惔是王献之父辈的人物，王献之非常敬仰他，将他作为自己的榜样。〃谢车骑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①《语林》曰：〃羊驎因酒醉，抚谢左军谓太傅曰：'此家讵复后镇西？'太傅曰'汝阿见子敬，便沐浴为论兄辈。'〃王献之有很高的声望，名重一时，连一些著名人士对他都非常敬佩，甚至要休浴后才去见王献之，以与王献之称兄道弟而引为自豪。
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
① 《世说新语·赏誉》。谢车骑即谢玄。太傅即谢安，谢玄为谢安的侄儿。
四、思想风貌
《晋书》说王献之〃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曾对谢安说：〃公故潇洒〃，谢安回答道：〃身不潇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②在东晋，名士们都是潇洒的，否则是称下上名士，在上层社会更是无立足之地。
〃风流〃、〃潇洒〃是一种思想风貌和精神品格。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表现，这在王献之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他蔑视礼教，率性而行，无拘无束。王献之从会稽经过吴郡，听说那里有个名叫顾辟疆的①，有个私人名园（兼住宅），他们素不相识，但王献之也不招呼一声，便长驱直入。当时虽然没有像今天一样立法，有私闯民宅罪，然而总是不合情理的。王献之游览结束时，指手划脚，大加评论。这时顾辟疆正在园内会见宾友，王献之却旁若无人，不加理睬。顾辟疆以为他所见的陌生人仗势无理，胡作非为，故勃然大怒，气愤地说：〃做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②〃便驱其左右出门。
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可见王献之对此毫不在意，若无其事，在他看来一切礼俗都是不必要的。王献之清高整峻，不交非类。有一次他到谢安家中，当时才华出众的习凿齿正巧也在坐③，按照当时的礼貌应当与习凿齿并榻，王献之徒倚不坐，公引之与习对榻。其原因是习凿齿出身寒士，又有足疾，故不与习井榻。事后胡儿④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为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①后来刘谦之在《晋纪》中云：〃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王献之率真任性，肆意直言。他曾对王孝伯说：〃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台上妓。〃②羊祜（221…278），字叔子，西晋大臣，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魏末任相国从事中郎，参与司马昭的机密，晋武帝曾与他筹划灭吴。他文武双全，以清德称，人称羊公。临终时〃举杜预自代〃。他死后〃南州人闻公丧，号哭罢市〃。襄阳百姓于岘山建碑立庙，众人见碑落泪，杜预命名此碑为堕泪碑。因祜与户是同音，荆州人唯恐对羊祜不敬，将户称之为门，将户曹改为辞曹。有人认为王献之对羊祜的不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羊祜是蔡邕的外孙，即蔡文姬的姨侄，他对王献之的从祖王衍、王戎信口雌黄，不结合实际的空谈，非常反感，尝抑而制之。所以王衍、王戎对羊祜多诋毁，王献之受其影响，故有放诞之言。笔者认为主要是思想观点方面的分歧。清谈也可称空谈，是魏晋风流的主要特征，羊祜反对空谈，说明羊祜的观点与〃风流为一时之冠〃的王献之观点相左。他们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② 《世说新语·赏誉》。
① 《世说新语·简傲》引《顾氏谱》曰〃辟疆，吴郡人，历郡功曹，平北参军。〃② 伧耳：骂人的话，犹言伧夫，鄙夫，伧俗之人。
③ 《世说新语·言语》：〃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少以文称，善尺牍，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历治中、别驾，迁荣阳太守，〃④ 谢朗，小字胡儿，谢安的侄儿。
① 《世说新语·忿狷》。
② 《世说新语·言语》。
时代，但王献之也对羊祜不屑一顾，很轻视。
王献之在人际交往中，从不顾忌礼俗，情面，没有丝毫的虚伪和矫饰，一切唯求其真。太元二年（公元378 年）新建造的太极殿落成，谢安想请王献之题榜，但难以直言，因为当时题榜并不像今天是一件很高雅、很荣耀的事，可能晋人将此看成是工匠之役，鄙俗的行为。所以谢安便转弯抹角用拭探的口气说：〃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①王献之已知谢安用意，便严肃地说：〃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谢安再不勉强他了。
谢安与王献之父亲是同辈人，私交也很深，他没有因王献之不题榜而发怒、记恨。不过在那种时刻会使任何人感到难堪的。谢安是一位善解人意、会灵活处理尴尬局面的人，他把活题一转，问：〃君书何如君家尊？〃王献之答道：〃故当不同。〃谢安曰：〃外论不尔。〃答道：〃人那得知。〃孙过庭在《书谱》中道：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②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
据《晋书》记载，王献之并没有说：〃故当胜〃。退一步说王献之就是说了他的书法胜过他父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时对王献之书法评价很高，〃故当胜〃也并非徒语，夜郎自大。谢灵运曾经说过：〃公（王献之）当胜右军。〃李嗣真在《书品后》也曾同意这种说法。这都是学术上的事，问题不在于〃故当不同〃变成〃故当胜〃，关键是〃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是《孝经》中的一段话，孙过庭用此来说明王献之大逆不道。这实在是〃硬装斧头柄〃，牵强捏造，艺术上的高下与孝敬父母有何相干！难怪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愤慨地说：〃姿意污蔑，是不可以下辨。〃无论在历史上或在现实社会里，儿子胜过父亲比比皆是，而且在宏观整体上看是一个规律，否则就下会有社会的进步。孙过庭将王献之说〃故当胜〃之类的话与《孝经》的道德伦理标准相联系，指责王献之对父亲的不孝，这是不公正的，理应受到批评与遣责。题榜这一事件说明了两点：〃献之于书颇自矜重〃，①这是其一，其二是谢安很赏识王献之的书法。
然而，南朝宋泰始年间书法家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述了谢安批退王献之佳书的故事。王僧虔也曾说过，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虞、王① 《晋书·王献之传》：〃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知揣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簿之不长。'安遂不之逼。〃② 虞龢《论书表》与孙过庭《书谱》有相似文句。
① 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
两人离东晋时间不长，况者王僧虔的曾祖父王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僧虔与王献之出于一个士族，两人所说是比较可信的。这与《晋书·王献之传》谢安请王献之题榜不是有矛盾吗？既然谢安看不上王献之的书法，为何又要请他题榜？反过来请王献之题榜为何又要批退王献之佳书，有时还将王献之的作品裂作校纸呢？
《晋书》作者房玄龄，是与唐太宗同时代的人，唐太宗贬低王献之，如果没有足够的依据《晋书》是不会如此记述的。其实上述两件事迹并不矛盾，谢安有时轻视王献之的信札，那是草书，而不是全面否定王献之书法。而他所欣赏王献之的书体，是真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这是不足为奇的。王献之对于谢安的要求也不是一概拒绝的，据马宗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