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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努尔哈赤评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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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南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在流经淮阴附近时,有一段与淮河、运河相汇合。由于黄、淮两河经常泛滥成灾,而每当泛滥时洪水便倒灌入运河,使南北漕运中断。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康熙登上帝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黄河竟然决口了六十七次,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交通命脉。于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康熙便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作。靳辅在另一位水利专家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朝播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办法,再加上诸如开中河、修堤坡等一系列辅助性的工程,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收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当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视察治河工地时,他曾对靳辅“赐诗褒美”,进行了嘉奖。后米康熙帝还抓了修治浑河的工作。此河从芦沟桥以下流势湍急,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从此被改名为永定河。
六、调整工商业政策。在康熙帝执政期间,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禁止一些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额外的杂税,减少了一些江南纺织业的税收额,取消了过去每家机户拥有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还改变了清初以来对各地矿山所采取的封禁政策,认可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所提出的“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主张。后来,在冶铁业和其它矿业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召商承办”的政策。例如:康熙中叶广东省就有一个名叫何锡的大商人,申请按照云南的规章在广东省海阳县仲坑山地区开采铜铅矿,并主动提出,愿意每年交纳课银五万两。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许,批准他试办三年。
七、废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岁的康熙鉴于清朝统治已逐渐稳固,三藩已经平定,台湾已经统一,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废止禁海令,实行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预行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后,可以“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其二、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其三、在闽粤江浙四省设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四、如“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旧处分。”此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例如,从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开往日本的商船数,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一百九十四艘,此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开往日木的商船总计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国东南沿海开往南洋和其他各国的商船也为数不少。同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从日本、南洋各国以及西方荷兰、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商船,也是“岁不下十余艘”。康熙帝的这一开放政策,一共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后在广东和四川开始试行“摊丁入亩”这两件事上。
原来清初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并采取“丁自为丁,地自为地”的方法,分别征取。清军入关后,由于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端丛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征收额为准,免除了明末的三饷和杂派,编成了《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全国户口和土地数字变动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编成的《赋役全书》上的户口和土地数字成收赋役,将使国库收入减少,于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赋役全书》,此项工作于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并被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田亩数和人丁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清政府的赋役征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所带来的弊病,康熙帝终于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准征收丁税。凡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役的新赋税政策。由于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后来康熙帝又采取了一个名叫董之燧的意见,默许将“摊丁入亩”的新赋税办法,先在广东和四川进行试点,由于“摊丁入亩”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完全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因此,康熙在晚年试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亩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亩。
二是人口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政府控制的人口数从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国库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谕旨中就谈到:“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的情况;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康熙帝又谈到“见存户部银贮五千余万两……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孜孜不倦学习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同年,他还指示礼部“举经筵”,派讲官给他讲解儒家经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作为一个出生于满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汉族帝王一样精通汉学,就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钻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中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学。曾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白晋这样记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并能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著。他委派国内著名学者,用汉语和满语从事这些古籍的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时间,进行这项注释工作,并向皇上进讲这些往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敬意,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登于该书卷头,并以御名出版这部书籍。”他还组织人力,广收各种汉文典籍,编辑了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鼓励一批学者从事古籍注释等方面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汉族封建文化,还生动地表现在他举行“博学鸿词”考试以收揽人才这件事上。还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尚未结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为此发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亲试录用”,次年三月,通过考试,他在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中,录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润章、吴任臣、毛奇龄等,后来都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对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同的贡献。以上这些例子犷可以证明康熙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抱着极为重视的态度。
康熙不仅对浸透着儒家思想的传统封建文化颇有研究,而且还擅长骑术,精通武艺一,会使用多种兵器。在骑术方面,据说他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驰如飞;在武艺方面,据说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箭不虚发;在使用兵器方面,据说他最长于使用强弓,并且对许多武器甚至对欧洲的枪炮,也象对弓箭一样熟习。同时,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精通军事学。在胜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和亲征噶尔丹的成功战例中,表明了康熙帝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康熙帝是清代满洲皇族为了帝国“文治武功”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这是他与前代封建帝王中的姣姣者颇为相似的一点。
然而康熙也有与前代封建帝王不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排斥或视而不见,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态度。
受康熙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南怀仁是第一人。康熙是在清初一场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中,开始器重南怀仁的。这场争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明代时钦天监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历。由于年代久远,大统历中的某些数据越来越与天象的实测结果不一致。于是德国出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便在公元一**五年(顺治二年)参考《崇祯历书》重新编撰了一本新历书。后来这本新历书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颁行。这是康熙帝的父亲在位时发生的事情。
当康熙帝初登帝位时,因鳌拜专权,有个名叫杨光先的人,便在公元一六**年(康熙三年)出面弹劾了汤若望,说《时宪历》的封面上写有“依西洋新法”数字,这是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鳌拜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历,接着一方面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则将汤若望等人逮捕入狱,判处了重刑,不久汤若望死去。此后南怀仁等人为了证明《时宪历》的正确,暗中继续进行着天文观察和推算,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由于钦天监使用大统历和回历时仍有许多与天象不符的地方,于是有人对杨光先进行了弹劾。有一天康熙帝把南怀仁和杨光先找来,当众询问他们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各自的推算是正确的。杨光先闭口无言,南怀仁则提出希望皇上赐给他们两人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帝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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