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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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以后，即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马稍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集结的官军，经过杨镐查点，报告给皇帝的结果是：西方所调的兵马，仅仅马林所部经过了挑选，其他各路都是羸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参战。万历皇帝不得不再下严旨：命令各地督抚各官，必须严令各镇、道等官员，务必挑选精兵良马，指定由现任官员统领，以期抵达辽边。如果仍然象以前那梓以老弱充数，不经选拔，且逗留不进的话，将从重处置［5］。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关了。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马为四路。左手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官马林（宣府人）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务的游击麻岩（大同人）为副将。管铁岭游击事务的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务的游击丁碧，原任佐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等随征，统兵一万五千多人。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宣府人）监军，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此路会合北关叶赫兵马，分路并进。左手中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榆林人）为主将，以保定总兵官王宣（榆林人）、总兵官赵梦麟（陕西人）为左右手，下有右翼营游击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燧，原任参将柴国柱，原任游击王浩，原任参将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王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务备御杨汝达等。由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统兵二万五千多人。右手中路，即清河路。从清河至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栢（铁岭人）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务参将贺世贤（榆林人）为副手，下有左翼营管游击事务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备御加御都司喻成名，加御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统兵两万五千多人，以分巡兵备道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右手东路，即宽甸路。从亮马甸（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边。以总兵官刘綎（江西人）为主将。下有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兵大营都司姚国辅，山东营都司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兵营备御周冀明等，率兵一万五千多人。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城）、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县城）兵备道副使康应乾监军，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此路会合朝鲜李朝官兵一万三千人，由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游击都司乔一奇监军。［6］明军四路，合计八万多人，合朝鲜李朝、北关叶赫部兵，共十万多人。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督臣宣布军纪、军令，要求各路官兵加强联系，以使彼此声悉相闻，脉络相通。进兵日期以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远近分别酌定。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论斩。官军临阵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不许临阵争割首级。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立即处斩等，共申明军纪、军令一十四项［7］。为了杀一警百，以振军威，将抚顺失守时阵逃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8］。
明廷得到经略杨镐的奏报以后，知道征调的四路大军已经云集。朝廷文武各官以为方略已经决定，军中立功赏格已经宣布，恐怕拖延太久师老财匮。所以，大学士方从哲不断地移文辽东督促出师［9］。经略杨镐鉴于各路官兵已经誓师，都在整装待发，也觉得胜利在握，视后金兵不在话下。声言后金如要与官兵相抗，势必以卵击石。于是，二月二十四日，即在出师前夕，竟派遣女真人一名，前往后金去下战书。书中号称出动大军四十七万，三月十五日，将分路挺进，公然将进军日期通知敌方［10］。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仅老于用兵，而且善于用计，他使用汉人进行侦查［11］，情报准确。明廷将近一年的军事调动，他几乎都有所闻，并相应地作出了严密的军事部署。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以后，五月间努尔哈赤就知道将与“天兵”相战，这一认识与明廷最早的出师日期，即六月兴兵是完全一致的。足见，明军的战备情况，努尔哈赤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努尔哈赤的战备也与明廷的四路用兵相吻合。后金在明廷备战期间，积极地抓了军事实力、防守和侦察工作，进展很有成效。后金军攻克抚顺、清河以后，有大批的汉人进入后金，分统于额驸李永芳部下。当两军会战临近的时候，努尔哈赤挑选上千名汉人，剃成满族发式，身穿满族衣服，充实到八旗劲旅中。又有部分朝鲜人编作朝鲜营。同时，日被打造盔甲、器械，发给所谓乌龙江“精兵达子”，扩天了军事编制，加强了军事实力［12］。在明军将要进军的东路牛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大树，设置路障，量地势险易分别防守［13］。在明西路军所过的浑河要冲，努尔哈赤命令军卒在上游叠坝，堵塞浑河水流，积水设伏，诱敌深入［14］。其次，严密封锁消息，加强侦探活动，作到知己知彼。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努尔哈赤严令国中，不许任何人私自外出或与外界人员擅自往来，不许泄漏消息，未经允许不准出入国界［15］。所以，明廷在四路出师以前，对于后金的情况知道的很少。相反，明军的部署，却为努尔哈赤一一知晓。因为，李永芳投降后金以后，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充分的信赖。通过李永芳的关系，英明汗努尔哈赤有计划地组织哨探（即明人所说的“奸细”）。从辽东各个城镇，到明京城内外，处处都有后金的侦探人员。辽东经略等官深知努尔哈赤的耳目，关内关外无所不有，弄得明军防不胜防。明廷的朝中大臣也承认，辽人久为努尔哈赤所用，凡是官军的一举一动，甚至辽兵、辽马、辽饷，努尔哈赤无不熟知［16］，结果，“我师未出，彼防己预”［17］。可以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前，对明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其战备防守做到了有的放矢，行动上取得了比较充分的自由。又比如，后金攻克抚顺以后，努尔哈赤见明廷主战气氛很浓，便于闰四月，放回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以缓和明廷的备战和主战情绪。五月，努尔哈赤见明军集结动作迟缓，便率兵攻克抚安、三岔儿、花豹冲等地。七月，攻破清河城。九月，大掠会安堡。十二月，掠夺北关叶赫部，时机都选得合适，真是来去自由，无所畏惧。在两国交兵之际，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行动自由，这就使人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它充分表明了努尔哈赤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此期间，不可忽视的是努尔哈赤在与明廷接战的前夕，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朝鲜李朝和北关叶赫部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争取朝鲜王朝的同情和支持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大问题。明廷最初掀起“大行天讨”的声浪很高，朝鲜国王也深深地感到有一个强大的后金国存在，对自己的国家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明廷出兵抱着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表示愿意亲提三万大军合兵征剿［18］，也曾经派出使臣出使北关叶赫部，规劝锦台什、布扬古，要坚定信心，按期出师，不得有误［19］。但当朝鲜国王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力量，自己国家的利害关系以后，对于明廷的讨伐战能否必胜，十分怀疑。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明廷使臣到朝鲜王廷时，国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国与天朝义如君臣，况且有壬辰之变（即公元1592年，明廷出兵援朝抗倭战争），拯救我国于水火之中，天朝若是有什么事变，我国君臣当为前驱，万死不辞。然而，我国素来兵农不分，朝令夕聚，势所难为。今天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强，远非建州卫李满住时期可比。并建议说：我兵可以在边境上阵兵跃武，大张声势，作出虎豹在山之势，观察建州动静，相机而动。若是贸然深入，轻行进剿，恐非万全之策。朝鲜李朝君臣的看法，就军事实力说是比较客观的。经总兵官李如栢初定，朝鲜王国出火器手七千，驻在接近明朝边境的某地，声援明军进剿［20］。可是不久，经略杨镐又改变了初议时的出兵数目和任务。他从进军的需要出发，对于朝鲜国王退缩不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深为不满。六月份，杨镐召见朝鲜王国使臣吴业男的时候，指令说：北关叶赫还能出精兵万人协助天兵，你们难道只调七千之数？必须集兵一万待于境上。吴业男争辩说：李都爷既然已经答应了七千，老爷为什么又增加了三千？杨镐强令说：李都爷不知道彼此的情形，征讨时我当依据情况指挥。你急速返回去，师期将在八、九月间［21］，不得有误。这样，朝鲜李朝官兵的参战是很勉强的。
从明廷第一次调动朝鲜李朝官军参加战争的时候起，努尔哈赤就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明廷五月派遣使臣去朝鲜李朝求师，努尔哈赤几乎同时也派十二个人出使朝鲜国。后金的使臣向朝鲜国王表示：我国因为怀有“七大恨”才兴兵攻克抚顺等城的。我国将与夭兵相战，你朝鲜国不可不知。辽东派人来请兵，若是你朝鲜国出兵相助，我国将在会宁、三水、满蒲等地派一支兵马，并希望朝鲜王廷谨守封疆，不得出兵帮助明军［22］。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后金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使朝鲜王廷中立，曾派得力的大臣再次出使朝鲜王国，以进献貂皮五百领的重礼，向朝鲜国王表示友好［23］。
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外交对象是北关叶赫部。萨尔浒大战前夕，北关叶赫部已经被努尔哈赤包围和孤立起来了，对后金有畏惧之感，对于明廷与后金双方的战争，基本上抱着观望的态度［24］。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努尔哈赤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醒地知道北关叶赫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便派遣卜路等四个使者出使北关叶赫部。这四个人原来是北关叶赫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