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北。戴震指出，顾说无法落实，从汾州府而西北至永宁州之北，群山簇拥岩谷之险，无平地以容所谓虎泽①。
① 中华书局本《史记·赵世家》为：“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阳、安邑。十一年，秦败我将军英’。太原有中都县，西河有中阳县。”戴震以为《史记》云秦取我西都及中阳，而集解又云，西河郡有中阳，故《元和志》与《史记》一致。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3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37 页。戴说可商，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20—21 页。至于名胜古迹，如段干木墓。《水经注》讲在芮城，唐贞观年间诏芮城之段干木墓焚樵采，将近二百年以后，《元和志》“孝义县”却说县东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后来的县志又说城东六里有段干木墓，与《元和志》不合。另外，县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子夏墓、田子方墓、段干木墓。这样，汾州府的段于木墓有四处。戴震深明民意，他说：“凡宗仰昔贤，用寄爱慕，虽指不知谁氏之垄而闻名起敬可也，援以证实，用资考核，必有起而辨之者。”②景仰前贤，寄托民心，是一回事，历史的真实，又是一回事。
以上驳正《元和志》涉及汾州府的六大谬误，及订正《水经注》中阳不滨于河，指漹水为邬水，混同昭余祁、大陆、呕夷，订正《读史方舆纪要》误指虎泽于群山岩谷之中，指出段干墓有四处之说，是戴震参修《汾州府志》和县志作文献考订和实地考察的主要收获（不排除戴说有个别欠妥处）。戴震认为，只有解决上述极难解决的关键性疑难，《汾州府志》和县志才有学术价值。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答曹给事书》写在参修汾州志事毕之后，是带有总结性的，戴震说：“志事顷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处，略陈梗概如右。”①曹给事即曹学闵，汾州人，曾被乾隆赐进士出身，官掌印给事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汾州府志》写的序言说：“复延休宁戴孝廉东原，考证古今，笔削成书，？？阅一年而告成，体大思精，文约义赡，追常璩之审，匹刘炳（按：刘知几）之该博，所称传世行远，而有益于史家者，其在斯乎！”②由于戴震的参加，使这一有浓厚乡士文化气息的著述成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段玉裁见到此书后，概述了戴震的考订之功和成就。段氏指出：《汾州府志》以汾州的吕梁、狐歧来解释《禹贡》“治梁及歧”一语中的梁和歧，辨别有关《书经》梁、歧的旧说及苏转、曾巩、阎若豫、胡渭的穿凿，使后来的学人知道《书经》梁、歧在何处，知道治冀州汾、沁、泽、潞诸水，及其间诸山涧溪谷，不当牵合到治理黄河事上去。修《汾州志》因戴震考证精审，乃至使《书经》涉及的梁、歧二地名，竟在地方史志《汾州志》中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段玉裁评之为“修一志而大经以明，非细故也”③。段氏见到《汾州府志》后，曾节抄《府志例言》、图表沿革、星野、疆城、山川古迹等，以此作为他修富阳县志的修志楷模。
从上面举述的考订之功看，戴震为修《汾州府志》可谓呕心沥血，从而纠正谬误，备举大要，以致成为修志楷式。但仍有人认为《汾州府志》非戴震主纂，显然有违史实。乾隆三十六年（1771）戴震又应汾阳县令李文起的邀请参修《汾阳县志》，两次参修地方志，戴在《温方如西河文汇序》一文中叙其事云：“乙丑（1769）秋，余至汾阳，应太守孙公之召也。属纂次府志，为之考订累日月，今李侯复以县志事邀之，再至。”①可见戴震两次去山西纂修地方志，事属不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此事。
② 同上，138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38 页。
② 《汾州府志·曹学闵序》。
③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70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46 页。
二、与章学诚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已（1773）夏，戴震和章学诚相见于宁波道署。那时，戴寓居浙东，主讲金华书院，授课之余，研读顾炎武《诗本音》，讽诵经文，叹为不易。而章学诚正撰《和州志》，与浙江宁绍台道冯定九交游。章、戴相见时，戴震已五十岁，章学诚三十六岁，时戴震已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三十六年（1771）撰《汾州府志》和县志，章学诚首撰《和州志》刚开始，始作体例。章、戴论学，可谓一是学界新秀，一是完全成熟了的饱学硕儒。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戴震过世后十三年，章学诚曾著《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追述此事。
章、戴分歧，由来已久。自顾炎武倡理学即经学，乾嘉学人以语言文字通经，章学诚力主“六经皆史”，对戴震的“以词通道”颇不以为然，章说：“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按：伏生、郑玄）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①意思是说，解语言文字并不能通道。章、戴论修志，分歧甚大，戴重在考订史地沿革，章重在言文献。初看仿佛没有什么区分，考订也要通过文献，重文献也为考订。其实，戴、章的分歧，有类于戴震和惠栋的区分，戴求其是，惠求其古。重文献的目的是考订史实，尽信书不如无书。考订沿革还必须与实际情形相结合。章提出重文献，是以一般历史科学的文献要求来要求地方志，未免不合方志需实情的体例，戴震重沿革实际上就是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戴在《答曹给事书》中举出诸多文献有误的例子，已如上一节所叙述，在纠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将虎泽说成永宁州北，与虎泽近邻的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时，以实地指其文献之误：“自府而西北至永宁州之北，群山簇拥岩谷之险，绝无平地以容所谓虎泽者。”②由此可见，戴震重考订历史沿革的提法较章氏主文献表达得更科学。由于章、戴的一贯分歧，章说：“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③其实，戴氏著《七经小记·水地记》，研核《春秋》，校注《水经注》、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为人撰谱牒传记，已足说明戴氏不是不懂史学。章、戴时期的史学和后来的通史不大一样，那时的史学多指经史要旨、地方志，章氏《文史通义》内篇多言经书，以史解经，以经言史，外篇纯为修志之事。从这个情形去看，戴震恰恰是个史地学大家。而其史论则渗透在修志、撰谱牒、校《水经注》的实践中。至于戴震重史实考订，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章太炎曾要修“启寻方来”的通史，“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并说：“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①章太炎把语言文字看作研治古代文化和古代史的化石，颇具的见，而他认为，戴震精于文字音韵，自然是精于“无形大史”的人，故章太炎治史，反讥王鸣盛、钱大听治史“昧其本干，攻其条未”，反“觉定字（按惠栋）、东原，真我师表“。可见戴震确实是治经学而连同① 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②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7 页。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沦修志》见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869 页。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年版172 页。
史学的人。
据章学诚的记载，当戴震看到《和州志例》以后，就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当章学诚作出辩白以后，戴又说：“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②这里主要之点是：一、修志不贵古雅。二、地方志体现地方习俗、地方文化的特色。三、地方志用于说明地理位置、地名沿革等问题时，尤须重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非要把地理的历史沿革搞清楚不可，如地史沿革有误，必然张冠李戴，整部地方志不是某处，而是他地，因而失去了价值。故戴震批评章学诚“侈言文献”。平心而论，戴震的这些看法大致不诬。修地方志不贵古雅，而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恐怕修志的目的就在此。前面已提到，自周代起采风览观民俗，上古就有方国地史，都是地方志的滥觞，它们并非不古，却以处处体现地方文化特色见长，如可以与方志相比的汉代扬雄《方言》，著者并非不能雅，恰恰是著磅礴有势、富丽高雅的大赋的名手，但《方言》一收早已不雅训的“绝代语”（汉代仍可能出现在方言中），二收方国俗语，唯其如此，它才有价值，成了“悬之日月不刊”的名著。戴震崇尚汉学，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研习国故经典为能事，但同时强调地方文化的意义，尤其在纂修地方志中，他主张完全从俗，全力捉住地方文化，在戴震的整个视野中，志书无疑是经典文化的补充，是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戴震“悉心于地理沿革”的主张，上节提到的《答曹给事书》中一系列的纠缪改错，是这一主张的一个注解。他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代人所作的《应州续志序》中也曾强调说：“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并因此对《应州续志》的作者“南丰吴君”提出建议，作了一系列的纠谬补逸（当时的学风是作序绝不为人护短），可见他在与章学诚论修志时提出的主张是深思熟虑之论。在戴震看来，也只有从俗并考其沿革以求实，才能使方俗史志发挥“雅”的作用，他说：“余曩因诗古文词所涉，检寻郡邑志书，其于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戴，或载之又漫无据证，志之失，大致尽然。”①戴震的治学经验反复告诫他，地史沿革不可不考。就以《应州续志》为例，连应州（今山西应县）古代在何处也发生了问题。旧《应州志》称应州为秦汉的阴馆县。阴馆又在何处呢？考《汉书·地理志》“雁门郡阴馆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说文解字》也说：“漯水（按：即治水，今桑干河上游）出阴馆累头山。”《魏书》、《水经》皆同。《寰宇记》则累头山和阴馆城相距还远着呢！因而需要确指阴馆在何处，戴震继考《水经注》、《十三州志》、《读史方舆纪要》、《一统志》，发现阴馆与那些和应州相近的地区相距甚远，以阴馆说明应州则过于粗疏。《十三州志》说：“剧阳在阴馆东北百三里。”顾祖禹说：“汪陶废县在应州西。”《一统志》：“汪陶在山阴县东。白狼堆在〔应〕州西北，巨魏亭在〔应〕州北，剧阳在〔应〕州东北。”戴震的结论是：应州大约是汉代汪陶、剧阳二县地，与阴馆无关。
《应州续志》又说：“北魏天平二年应州置善无郡，领善无、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