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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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八十余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止，著名的文字狱已有七八起。在这极其严酷的现实中，读书人只能转向文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借以保身避祸。章炳麟说：“家有① 如雍正帝1727 年5 月谕中曾指责手工业使社会“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是逐末之人，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清廷还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理织造的机关，控制其发展。① 乾隆时期已有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其中成为商业资本的部分又投放成工业资本，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市、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贾户数千家。
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出超二百四十多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年（1775 年）出口的茶叶有一千六百余万磅，乾隆五十年（1785 年）出口茶叶达二千八百多万磅。
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戴震生活在雍、乾，亲眼目睹过文字狱的惨祸。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戴震及其学派在上述畸形的历史背景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封建专制，不等于说禁绝一切学问，这就仍然为从学之士开了一条有限的生路，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看，清廷的确毁了不少书，也改易了书中的许多文字，但更多的限于史学方面。经学的研究，乾隆帝和嘉庆帝都是提倡的。康熙、雍正都还提倡理学。一方面官方理学与文字狱相结合，以理杀人，以致人人畏避，另一方面，到了乾嘉年间，清廷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文化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容忍那些纯学术的经学，亦即理学的研究。然而，从顾炎武（1613—1682）到戴震，恰恰主张“理学即经学”，要从那貌似仅可作纯学术研究的古代经典文献中找出透视社会历史、人伦日用、知识蕴涵的道理和规则。戴震从事的文献考订、语言文字，乃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人本道德哲学等，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它们无不以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不仅激越当时，直至今天，戴震的朴学即科学思想仍不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一些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领域，例如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方志学、汉语史等的研究方面，戴震学派的朴学方法、科学哲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于他的以控诉“以理杀人”的罪行为中心的一系列道德哲学思想，则深深打上了平民哲学的烙印，故被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所排斥，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则被打入冷宫，其因盖出于此。
① 《检论》卷四《清儒》，见右文社刊行《章氏丛书》第三册《检论》四第二十三页。
二、从儿时善疑好问到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1723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是1724 年1 月19 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 年7 月1 日），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的曾祖父名戴景良，曾祖母邵氏，续配王氏。祖父戴宁仁，赠为文林郎。祖母程氏。父戴弁（1699—1779）赠为文林郎。戴震妻朱氏，赠为孺人。戴震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生前都没有做过官。戴震曾作《族支谱序》，叙述戴氏谱牒①。戴氏先祖戴护在唐代天祐（904…907 年）年问做过兵马使这样的大官，本居安徽歙之篁墩，因身为朝廷命官，戍守婺地（以今江西东北部婺源为中心的赣浙皖地区），留居婪地凤亭里。戴护子戴寿，字伯龄，为中书舍人。戴寿子戴安，字宁叔，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并署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谥忠恭。戴安是隆阜戴氏所追之一世祖。但实际上，迁居隆阜自戴安儿子戴奢和孙子戴睿起。戴奢一名戴颜，字君俭。戴安死后，戴奢奉母避乱，隐居不仕。戴奢是个堪舆家，尝自婺源起程，翻越浙地大山，来到休宁上溪口、隆阜，直到歙县岩寺等处，堪察舆地，著《山水知音》四篇，一路上见怪石峭峻，玲珑剔透，那苍郁的山林，苔染的石壁，凝成一片又一片的墨绿，仿佛那山川神秀，全系灵气所钟，以为人杰地灵，尤以徽歙独居鳌头，叹曰：“斯发祥之地也”。于是携四子和家母由江西迁居安徽歙州（即徽州）。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奢母廉氏病故，奢为其卜葬于歙篁墩小练源，与四子共同庐墓三年，不忍遽去，丧服既满，乃命长子戴庐仍回婺源，三子戴处迁上溪口定居，四子戴虔留居歙县岩寺，戴奢本人与次子戴睿迁至隆阜定居，成为隆阜戴氏的始迁祖。戴奢为人敦厚，性情豁达，淡泊致远，喜结交樵夫农人，世称“孝隐先生”，著有《白岳穷龙赋》传世。戴奢终年六十八岁，葬于近隆阜的自卜葬地游仙山，后人尊之为“奢公墓”。戴睿十三传而戴外，戴外是今隆阜老街三门里故居所在的支系所起。又十二传至戴弁，戴弁曾在三门里主修族支谱，人称半个秀才。据说年轻时戴弁随父宁仁卖过两次布，跑过两趟江西，就受大族宗长房的欺压，领不到祠堂学米，从此不得入学，断送了考试前程。故戴弁识的字，也只够后来做布贩生意时记记帐目，或随贩货的抄抄写写，拟个说帖，立个折子什么的。戴弁是戴奢的二十六代孙。戴震则是二十七代孙。
传说戴震刚出生时，天上突然打雷，冬天哪来的雷呢？原来是早春提前来到人间，风霜雷鸣一起来，震得天地颤抖。于是戴弁夫妇就给儿子取名震，不料无意中竟合《周易·说卦传》的说法：“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震为雷，为龙？？其于稼也，为反生”。穷人的子弟“为龙”，是犯忌的，戴弁夫妇连想都不敢想的。后一句话是说得震卦，庄稼就能返生，对穷苦的庄稼人来说，戴震这个暗含《周易》震卦的名字，倒是个吉祥的兆头。
人称说话早的孩子才特别聪明，可戴震偏偏说话很迟。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十岁。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①“蕴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5 至216 页。
① 段玉裁《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4 页。蓄”之说，并无科学依据，但它是探索这位杰出人物成功秘密的一个尝试。原先不会说话，如今可用语言自由交谈，别的孩子免不了以蒙学为苦，少年戴震却乐在其中，竟能每天背书，“日数千言不肯休”②，这已经无意中把学习语言放在蒙学之首。现代心理学认为，对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来说，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更为重要，而不是看识字的多少。
戴震不仅学习语言很认真，而且很善于思索，塾师授《大学》章句，刚读完第一章原文和朱熹的集注，戴震就转着圆溜溜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皱着眉头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③这两个在逻辑上顺承深入的并列疑问复句，确实有点出于老师的意外。“这是朱文公说的”。塾师抬出朱青这一权威，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发问。不料戴震连珠炮似地发问，最后遽发巨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老师听后，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叹曰：“此非常儿也！”④从戴震儿时疑“《大学》右经一章以下”的一连串发问，可看出他攫一问题，直截深入，层层穷追的这一年幼时的思维形态。他儿时“日数千言不肯休”的开发早期智力的语言功夫，和善疑好问，非水落石出不肯罢休的思维形态，或许已经包含后来巨大成功的逻辑因子。梁启超曾说：“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①。
善疑好问，重视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论传统。明末清初知识论的“道问学”的学术风尚，甚至宋元明以来的知识论和反知识主义的斗争，“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的较量，成为戴震学术产生的广阔的文化史背景，它从文化发展史的内部表明戴震学术产生的根源和途径。章学诚说：“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②明末清初有些禀承“道问学”而来的治学方法对理解以戴震学术为主体的清代朴学极有启发。如明季陈第（1541—1617）是音韵学家，但他同样很有哲学见解，于古音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可谓语言文字之学中的哲理之说，他著《毛诗古音考》，也不过是要纠正明人废弃知识之学的弊病，故焦坟为之序云：“世有通经学古之士，必以此为津筏。”在理学问题上，陈第尤不满于王学未流之弊，认为不读书，不博物求知肇始于那个叫嚷“再来一把秦火”的陈白沙（1428—1500），而其总根于却通在王阳明身上，所谓“文成（王阳明谥号）之教主于简易”。陈第是以古音学为主，兼及哲学的学者。明季方以智（1611—1671）也是兼治哲学和语言文字之学的学者，他于崇祯十四年（1641 年）开始著《通雅》，这是一部祖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雅学的著作，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明确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见中华书局1954 年单行本25 页至26 页。
② 《书朱陆篇后》，见《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6 页。
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①，“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②，这些正确的主张，直启戴震学派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就在这部研究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作者记述博闻，考证经典，该书开篇三卷是概论性质的文章，作者迳直地把知识主义作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由系统的知识去理解一切，得出了“古今以智相积”的结论，他说：“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③象陈第、方以智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学问途径，都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反响，得注意的是，方以智，这位明末清初的哲学和语言学的风云人物，出身安徽桐城，是戴震的乡先辈。将语言文字的研究、文献考订等知识主义方法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明季陈确（1604—1677）的《大学辨》是一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陈确作“大学辨”，断定“大学非圣经”，而是秦汉以后的作品，其动机在于解决“致良知”与“慎独”说中的理论困难，使文献考订辨伪明确地为哲学解释服务。陈确的做法，等于把宋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