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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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通道”、求“十分之见”的标准来衡量余萧客的著作，戴震评述说：“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②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戴震重新阐明早期已阐述过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解释学原理，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③这里决不是旧话重提，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结识惠栋以来的新认识的烙印。他开始挞伐宋儒的凿空，他说：“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①他认为，余萧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凿空”而归于本经，由本经而志存闻道。综而观之，很明显，戴震基于一元单途的新认识而列的评价标准有三：一是“以字（词）通同（辞）”，因汉儒传注和研究者本人的语言文字功夫而读通本经；二是疏通经书语言文字不是目的，另有最高目的闻道，即“以词（辞）通道”，“闻道”方为通真经，余皆谓学问不全；三是针对数百年来学界流弊，也是实施一元单途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保证，切忌学路“凿空”。戴震②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二十四《古经解钩沉序》。
①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
①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欣赏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大有别于齐召南、王鸣盛仅“嘉其存古之功”，而是如戴所说：“然吾因之重有感也。”②这重有所感就是一元单途的“字（词）一词（辞）一道”新认识及其评价标准。准此权衡之，戴震高度评价余氏著作云：“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字，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③戴震的《古经解钩沉序》与《题惠定字先生授经图》二文，可谓相互补充，共同阐述了戴震结识惠栋以后的治学主张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理论表述是：从今以后戴震主张“以一元单途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的方法，求取古代经典原著中的‘十分之见’的古道义理”；这种变化的直接表现是：批判程朱，力反宋儒，从而在学术观点上和当时学术界许多尊奉程朱的人对立起来，为此而使戴震本人处于孤立无援，备受诬蔑的境地；这种变化带来的学术上和思想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他后期的《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不朽著作的问世。
受惠栋的影响而转向，并不是简单地抄袭惠栋，基本立场的更换，却保留了戴震学术原有的“分析条理，皆密严瑮”的特点，这就是说，戴学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克服了惠栋的不足之处，成为乾嘉之学的帅旗。惠、戴的不同，早年钱大听已有过叙述，后来王引之乃至章炳麟都阐述过。惠、戴的不同，一般可概括为惠栋求其近汉近古，戴震求其近实近真。王引之说：“惠定字先生考古虽近，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①王引之还在他的传世之作《经义述闻》中多次纠正惠氏的缺失②。可以说，求真求实，讲究科学性和逻辑性，正是戴震之学的近现代科学精神。
章炳麟作为清代朴学的最后一名大师，曾全面评述了惠、戴及他们各自的学派吴派和皖派的异同。指明了两大学派一　广博、一精审的特点：（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③吴派“好博而尊闻”的风尚的形成，有先儒遗风，有后学继承，他们往往是通才，然其弊端是排罗古义，少有个人的灼见，有的已是“唯古是信”、“唯古是则”了。章氏评介吴派学人，说他们“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①。至于钱大昕、汪中等另当别论，他们深受吴派影响，但折衷皖学，成就甚高。章氏说：“王鸣盛、钱大听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②对戴震及其皖派学人，章氏注意到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吴派不同。章炳麟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王引之《致焦循手札》。
②　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至载坤元”条、“积小以高大”条等。
③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同上。
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③治国粹的皖派学者，也决不可与汉儒同日而语，以语言文字之学为例，已把传统的小学训诂提高到接近近现代科学的水准，有的则已达到这一水准。章氏指出：“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抛、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④皖学数家的共同特点是，其学术内容本身均逻辑性强，博古通今，又有自己的主见和裁断，因而在各个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在诸家共治的语言文字领域内，都能做到由语言文字的考索去发现某些逻辑规律，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章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①一是学理逻辑问题，一是识断问题，惠、戴的区别，吴学和皖学的区别，一系于此。章炳麟的分析和评述是带有总结性的。由于他本人尊崇戴学，精通国粹，对皖学的评述是入其肌髓，剔透宏旨的，章氏还对皖派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考索对象的研究方法作了总结。他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几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尊崇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②这六条，总结皖学的学术路数、学德和语言表达，概言之可谓思想方法、学风和修辞，章氏认为，皖学的这些品格，不仅属于皖学而成特色，而且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其肇开宏基并身体力行，从而缎造出一代箴规者，正是戴震。
尽管惠、戴不同，吴学和皖学相异，然而，戴震不仅属于皖派，而是属于整个乾嘉学派，并且是超出该学派的卓识大家。吴派同样很尊重崇敬戴震，前面提到吴县诸生沈冠云服膺戴震，余萧客、朱文游呈请戴震序《古经解钩沉》。此外，吴学的著名学者江藩高度评价戴震哲学，他在《汉学师承记·洪榜》中称洪榜为《孟子字义疏证》辩护是“卫道之儒”，并全文记录了朱筠贬斥《疏证》和洪榜阐发并赞扬《疏证》的对峙言论，从而昭示《疏证》之“道”和称洪榜为“卫道之儒”的依据。又《师承记》中的汪元亮，“与同郡余古农（按：余萧客）师、薛香闻师，结诗社在于城东，睥睨余子，不可一世。？？平生论学，则推东原及程君易畴（按：程瑶田），论诗文则推古农师。”凡此种种，都说明吴派学者亦尊戴，吴、皖并非绝然分帜。惠、戴异同，本可以求同存异的，但那时的学者奋发向上的求实精神将“异同”转化为取长补短，惠栋死后，戴震事实上也是吴学的旗帜。章炳麟说：“惠栋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
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①戴震“一元单途‘以辞通道’，以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哺育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但由这一方法的进一步升华而产生的《孟子字义疏证》，则当时接受的人很少。用类似于这一方法来研究古文献的，则成果甚多，粗线条他说，光阮元《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所收入的作者共一百五十七家，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二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和续出者还有很多。戴震本人的更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强调“通道”，从而由经学进入了新理学。结识惠栋，转向批判宋儒，但何以能如此，何以能由批判程朱而进入新理学，还应有其深层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即要有较系统的理论信息的输入作媒触。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二、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曾经说过：“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始本先生（按：谓习斋先生，指颜元）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①这里说的《孟子绪言》就是指《孟子字义疏证》。梁启超就戴望的这一著名评论曾说：“子高（戴望字）说戴东原作《孟子绪言》，其论性本自习斋，最为有识。”②戴望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今文经学者，他的身世和颜元颇相象，从其著《颜氏学记》看，又很有些知遇之感。虽时代异隔，仍南北知音，仍是心心相印的。
戴望评述戴震著《疏证》受颜元学说的启发，有无实在的依据，已不得而知，抑或是从身世相象、思想上有联系作出的逻辑推证。梁启超从今文经学角度盛赞戴望的这一评述，显然是认为戴震在思想上与颜元有联系，而戴望首次发现了这一　联系。关于戴震受启发于颜、李有无实证，胡适曾着意寻找其中介，他说：“我们至今不曾寻出戴学与颜李有渊源关系的证据。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程廷祚（1691—1767）二十岁后即得见颜李的书；二十四岁即上书给李塨，并著《闲道录》，时在康熙甲午（1714），自此以后，他就终身成了颜李的信徒，与常州的恽鹤生同为南方颜李学的宣传者。程廷祚是徽州人。寄籍在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此事约在乾隆七八年（1742—1743）。后来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入京之后，他曾屡次到扬州（1757。　1758。　1760），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况且程廷祚的族侄孙程晋芳（也是徽州人，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