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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戴震评传-第15章

小说: 戴震评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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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在《弓人》图注中,绘制了战国的弓图,标明了各部位的名称。在补注文字中,解释了弓的取材、制法、使用、部件名称和构造尺寸大小、装配等。是复制战国弓的可靠依据。
戴震在《考工记图注》的后序中总结了全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上述二十四项已概函其中。这本书的作用,戴震归纳了三条:可补《考工记》原书的不足,可纠郑注的失误,可验遗器原物。戴震说:“然则《记》所不言者,皆可互见,若据郑说,有难为图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后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后人疏于考论,郑氏注固不爽也。车舆官室,今古殊异。钟县剑削之属,古器犹有存者。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①这部对上古技术著作的详解书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技术详解,客观上不正是在宣扬技术重要吗?戴著是可以当游离于经书之外的技术书来阅读的,虽然它包有申述解经时使用的外衣②。
① 《考工记图后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8 页。② 本书仅概述了戴震《考工记图注》的主要成就及其价值,至于戴说和诸家之说的比较,可参见〔清〕孙治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57 年版十三、十四册。
 

五、京师交游和朴学思想的成熟
乾隆十九年(1754 年),即戴震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豪族的迫害,单身入都,避难北京。在这以前,曾有戴氏族中豪强侵占戴震祖坟,他不得已诉讼于县,但豪强倚财仗势,结交县令,行贿受贿,上下勾结,反诬戴震有罪。一说戴震早年曾著《族支谱序》,针对《隆阜戴氏宗谱》,提出过“信则传信”,“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得罪了掌握族权的人。年轻的戴震为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高飞。
关于避祸北京,段玉裁《年谱》定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段说:“二十年乙亥,三十五岁。盖是年人都。”但据钱大昕五十七岁时自编的年谱说:“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是岁移寓横街,读《汉书》,撰次《三统历术》四卷。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①钱庆曾(钱大昕曾孙)按:“公集《戴先生传》云:以敝袍入京师,一见奇之,即与之定交。”又按:“公集《与戴东原书》??作于是年。”②钱大昕的自定年谱和钱庆曾的注都可说明戴震是甲戌年(1754 年)进京的。又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云:“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③钱大昕、王昶皆记述亲身经历,均可信,可证戴震是在乾隆十九年入京的。
因是避祸而来,只是穿了件坏长袍,初到北京,自然穷得衣食无着,只是暂住在京城内的歙县会馆。到北京后第一个与之相见定交的是钱大听。这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钱大昕已考中进士,而戴震其时还只是个县学生。戴震才学过人,却不得志,又遭豪强迫害,到京后生活无着,为人却穷而有志,禀性狷介自爱,不合流俗,不为人物所羁,“人皆目为狂生”④。有一天,戴震自携所著书稿造访钱大听,纵论学问,竟谈了一整天,临别时,钱大昕目送其远去,叹曰:“天下奇才也。”当时,正好礼部侍郎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要想找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人。钱大听随即把戴震推荐给他。秦蕙田非常高兴,随即命驾访之,后来干脆把戴震接到府邪,朝夕讲授观象授时,这期间,戴震又向秦蕙田推荐了江永,《五礼通考》收入了江永和戴震本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戴震还在味经轩与王昶共同编纂讲述宗庙四时祭祀的“时享”类①历时五个月。除钱大听外,当时掌管修史的翰林纪昀、内阁中书王昶,还有王鸣盛、朱筠,都是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均以学问名闻京师,听说戴震的来到,都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前往歙县会馆拜访戴震。戴震与这些大学问家抵掌而谈,纵论学术,展示著述,竟使这些大学问家无不为之赞叹不已。戴震的来到,使原先门可罗雀的会馆霎时间变得热闹起来。晤谈之后,仍有①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2 页。
② 《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23 页。
③ 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0 页。
④ 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65 页。① 《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有《观象授时》,卷86 至卷96 有《宗庙时亨》。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切磋学问。如戴震对王鸣盛不断言及江永,“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又如钱大听《与戴东原书》与之论学:“邵长蘅遂谓孙愐增字四百有奇(按:指《唐韵》),似可来信,惟高明示之。”一代学入的京师交游,犹如魁星阁群星争辉,璀璨百聚,其中最为夺目,不时放射出异采的是为众星所拱,学士敬仰的清贫之士戴震。从此,戴震名重京师,名门公卿争相与之交往,“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②乾隆二十年(1755 年)夏,纪昀(1724—1805)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惊叹不已,随即出钱付刻。这一年,戴震就寄居在纪昀家中,过得舒心自坦。在学术上,戴震也极愿意听取纪购的意见。例如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撰著,二十七年(1762 年)付刻的《屈原赋注》中,注《离骚》“恐美人之迟暮”一句,因汉王逸、宋洪兴祖、朱熹皆以“美人”指楚怀王,以致使上下文扞格难通,戴震注引纪昀曰:“纪编修晓岚曰:美人谓盛壮之年耳。”并云:“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明以“美人”为屈原本人,遂贯通上下文,并批评王逸等人的说法是“不顾失立言之体”。戴震引纪晓岚此说,当是寄居纪氏家后闻纪氏之说而后补上去的。又如戴震著《考工记图注》,也曾听从纪购之议而“删取先后郑(按:郑司农、郑玄二人)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但是,纪购和戴震也仅仅是汉学纯学术领域内的朋友,在哲学上,纪陶完全不能理解戴震。章炳麟《文录·释戴》记述:纪购读了《孟子字义疏证》后,“攘臂扔之:以非(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表示极大的不满。当然,这是后话了。
寄居纪购家的这一年,戴震酝酿了平生著述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扬雄《方言》分抄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的上方,自题云:“乙亥(1755年)春,以扬雄《方言》分写于每字之上,字与训两写,洋略互见。”这是为日后著述《方言疏证》作准备的。为什么用李煮的书而不用大徐(徐铉)本作底本呢?那是清代文字学未发达之前,大徐本几乎被湮没,李焘本盛行易找的缘故。顾炎武博极群书,竟没有读过‘始一终亥’的本子。宋李焘继徐锴《说文系传》和《说文韵谱》之后扩充其内容,编定《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参照宋代韵书《集韵》次第,起于“东”字,终于“甲”字,完全改变了《说文》的本来面目,因为李书按韵编排易检①,遂广为流传,以致使始“一”终“亥”的本子湮没不闻。明代甚至有人把李焘本当作许慎真本而非难大徐本,还有人据李煮本作《韵谱本义》,推阐许书始于“东”之意。这样,顾炎武读不到始“一”终“亥”的大徐本就不奇怪了,至戴震时也不例外。戴震将《方言》分写于李焘本之上,意味着重新研究《说文解字》的开始,它预示着李煮本统治时代的结束,其意义正在于此。
戴震分写时的自题中说及的“写其字”,意即以字为主,而以《方言》之字系于《说文》之字。所谓“写其训”,意即以《方言》的训释系于《说文》之字。使用李焘本,也有一个灵便,就是需要以声为主作系联时,就将《方言》一串串的同声之字系于《说文》,按李焘本检索,可随时作对比研究。《自题》说“详略互见”,那是说分抄在李焘本上以后,一详一略,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1 页。
① 《说文解字》检字甚难,今本大徐本(据清孙星衍、陈昌治刻本)的索引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编的。时可予比较。戴震以李煮本《说文》为底本,将扬雄《方言》移录于《说文》相关的字头之下,从而便于作出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正是近现代解释学(Hermeneutics)中的文本解释中将一种文本嫁接到另外一种文本上的方法,或者说是这种方法的雏型。嫁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戴震本人来说,结出了《方言疏证》之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戴震在纪昀等人的举荐下进入四库馆任纂修。这时,戴震取平时所校订的文本,遍核经史诸子的义训资料,及诸家引用《方言》的资料,著《方言疏证》,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权威性地位,而此分写本,是确立这一权威地位的草创之始。《方言疏证》本身在语言科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的蓝图的制订,有关问题的早期运思,则是肇始于寄居于纪晓岚家中的乾隆二十年(1755 年)。
对他的学生段玉裁来说,戴震的早期分写本是他的巨著《说文解注》的启发性著作。正是前面说及的连顾炎武也读不到《说文》大徐本的种种情形,促使段氏发愤研究《说文》。鉴于李煮本的长期统治地位,他认为“向来治《说文》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即未得许书“以形立训”的要旨。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开始编纂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至嘉庆二十年(1815 年)《说文解字注》刊行,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戴震的分本写成后,段玉裁曾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间借阅,并携至段氏做官处四川省玉屏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段玉裁来京,曾在洪榜的寓所中见到戴震,戴震向段玉裁索要此书,并说:“李煮的分韵本《说文》不足贵,目的在于分写《方言》。”可见戴震对李煮书的评价态度及权借此书作《方言》分写本的目的,后来段玉裁回四川,因路远难以邮寄,分写本一直藏在段处。段玉裁回顾借阅分写本时的意图说:“然假此书,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和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是可以的。戴震的原意在深究《方言》,段玉裁借以研究《说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客观上都是发展清代的语言科学。段玉裁还回顾分写本对他著《说文注》的启迪说:“今四十余年,于《说文》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段玉裁的话,未必是谦虚之词,戴震的文本嫁接所形成的体例和方法,作为清代早期研究《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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