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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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费Ъ依钤忌疲骸八挠渭嵌晾床⒉幌笫�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象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充分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开创性贡献。
在科学认识和思想方面。徐光启认为科技始终是“治世之大法”，西学之科技可以补益中国传统科技之不足。西方科学是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基础上导入经验观察即系统实验。爱因斯坦说西方科技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在《几何原本》中的逻辑思维形式，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实验总结因果关系。徐光启认为西方科学“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分解掰析，亦能使人无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分解掰析”，即命题间的演绎推理，这保证了西学的“精实典要”和“使人无疑”。西方科学之中一直贯穿着演绎推理这一认识论原则，并由此统一起来。徐光启认为“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达，丝分理解。”“丝分理解”就是指正是中国传统科技之所缺的演绎推理和数量关系。徐光启发现西学中所表现的注重逻辑和数量关系，是儒家经世致用、务实之学的重要有益因素。因此，传教士传播科学，这一欲用来吸引士人和传教的手段，在徐光启那里成为其理想追求的目的。徐光启在经世致用、务实之学中找到了科学的位置，把科学进一步引入了儒学。“道本技末”在徐光启那里变成了“道技并重”，科技在徐光启思想中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因素。这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大革命。
在西方尚未区分哲学和科学时，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两者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 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近似于现在的自然科学概念。“通几”的概念：“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社会哲学。
方以智还论述了两者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通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当时的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尚有足够的自信，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倾向于西化，或象方以智、王锡阐那样认为需要兼收并蓄、中西会通，都是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八、《天工开物》及其命运
由上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曾是李约瑟的合作者，但他最终否定了李约瑟难题，认为按照科学史家的标准，17世纪中国曾有过自己的科学革命——他说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革命：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或许，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真的是个伪命题。或许，163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也不过是如自由主义者们经常用的词汇，是阿Q式的意淫。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明清之际，中国能够热烈的吸纳西方科学，并与自己的传统科技相融合。如果能这样，中国能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有没有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立刻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自己用。
了解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应该到社会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我们通过了解《天工开物》的命运，对此便可知晓一二。
《天工开物》是一部中国古代科技的总结性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其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充份反映明朝中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天工开物》都有很高的评价：英国的达尔文称此书是“权威著作”；法国儒莲称它是“技术百科全书”；日本学者则认为这是一本“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
如：此书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炼锌方法；“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的质量守恒规律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学术界和刻书界注意。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
作者宋应星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及亳州知州等官职。他是明末抛弃功名转向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还有《论气》、《画音归正》、《春秋戎狄》等十几本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造诣。李约瑟则称他是“中国的阿格里科拉”“中国的狄德罗”。
民国初年，有人查阅《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之处引用到《天工开物》，但是他到北京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无果，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无人知晓。后来他偶然间在日本朋友家发现《天工开物》日文版，于是到日本的图书馆查，发现有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翻译本，以及法语全译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在中国找不到这本书。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此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重见天日，广为印行。
有人记载乾隆时“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就是《天工开物》这样一部纯科技类书籍也因满清的恐怖统治而被间接禁毁，直到近代才由海外留学生从国外找回。 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禁毁的彻底性，以至于可以让现代人认为大量的书籍不存在，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一斑。
九、满清时代科技发展情况
清初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也有所成就， 但其在明末几已几乎发生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并没有产生使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使经济突飞猛进的生产革命。
在满清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文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上遭人掠夺，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字狱恐怖下，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在满清独裁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仅仅只有一项，这就是詹天佑的火车车厢挂钩，而发明人还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和满清提倡的“八股取士”无关。然而在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平均每年就有一项世界级的科技发明贡献给人类。
明朝大批科技成果和著作失传，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以桐城方氏为例。作为明末四公子亦即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28岁时即完成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不久满清入关。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文化高压政策和空前的文字狱，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即使非常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难免遇祸于文字狱。如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改戴名世为寸磔（分裂肢体），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明末清初死于战乱和屠城及灭门惨祸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除桐城方氏一家外，不计其数。
清代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地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初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满清200多年历法几乎不变，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并失去跟国际接轨的机会。后来只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的《崇祯历书》，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得以另一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
《清史稿》中记载了“历狱”的过程。 其最后结果是汤若望被释放，但经过一番摧残虐待，不久病死，而牵涉其中的一大批汉人天文专家（徐光启在明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全部被凌迟或斩。满清时的“历狱”可与明崇祯时平民魏文魁在皇帝支持下组织历法东局和徐光启的西局进行辩论的事件，以及明朝廷厚葬传教士利玛窦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