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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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
3。政治制度与全民皆奴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
康熙时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明朝最大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几十年来却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有关。
古代中国民间崇尚侠义之气，而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以据理力争为荣（如明代），知识阶层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满清入关后经过血腥屠杀和文字奴役，有血性有才华的汉民族精英大多消亡，剩下的都是忍辱负重做奴才的。汉族知识阶层除了靠科举谋取满清规定的汉缺官职外，并不能言政，并且汉人难以进入满清贵族把持的权力核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起事，清兵溃败，无兵可用，才不得不依靠汉人地方豪强练乡勇镇压太平军，才有汉人权贵藉此进入权力核心阶层。
清代260年的中国竟无几个像样的正直之人，近现代中国的奴性所以传至今日都与满清的野蛮统治有莫大的关系。满清时代全民皆奴才，流行的官场文化是“多磕头，少说话，闷声发财”，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之气已荡然无存，连纪晓岚这种有才文人因多言，都被乾隆斥为戏子、倡优。这种恶俗的官场文化，遗毒民国官场，甚至新中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一度被荡涤。
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到：“尤其在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清代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代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
对于满清政权的全民奴化教育的后果，康德衡说道：
满清联合蒙古贵族镇压汉人的反抗，但是他们比蒙古人更懂得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愚弄汉人。奴化教育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时，居然有遗老遗少大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们忘记了历史上汉人在被清*征服以前从来就不留女真人的阴阳头和“猪尾巴（大辫子）”。
五、沿海迁界和对外关系
1。残酷的沿海迁界
对于沿海迁界，现今很多历史书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沿海迁界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了：其残暴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沿海迁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沿海迁界，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和越界的，杀无赦。满清政权分别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1672年（康熙十一年）、1678年（康熙十七年）三次下达迁界令。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沿海迁界的过程，按照地方志等资料的记载：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 “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1661年（顺治十八年）3月，清廷在多次颁布“禁海令”后，又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康熙元年）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24州县居民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当时迁界时限只有三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清廷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原来不在界外的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划界从中通过很多居民的房子，百姓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包括农工商业发达地区）共531万多亩。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迁界的同时，就是焚烧。迁界使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剩下不到五成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他们不仅烧房子，杀人民，烧自己水军的战船（在基本消灭抗清力量之后），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日军侵华时的三光政策的残暴彻底程度也比不上他们。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消失了。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在短短廿八（1656～1683）年中，清廷先后重申海禁五次、下达迁界令三次，使“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仅广东八郡，死者以数十万计，福建废民田达20，000余顷，减徵正供200，000两，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反映清初禁海迁界不但严重破坏东南沿海一带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影响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