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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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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先建立了聚和堂,学者左东岭说:“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何心隐后因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而被捕判刑,但他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成员程学颜的关系,被释放出来。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政治活动。
王阳明的心学对晚明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影响也很大,学者孙尚扬认为:“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在当时,阳明心学极大地影响了士人心态和社会秩序。传统价值的崩塌引起人们强烈的幻灭感,人们否定程朱理学的理性意志,并企图消除其约束力。 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文人,如袁宏道、汤显祖、陶望龄、董其昌、就都是在这种风气和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正当当时人所形容的“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如李贽(1527~1602,其老师即为王艮之子,其思想受王畿影响也很深)说:“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提出了更彻底的反权威精神:“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 
李贽还认为人性本自私: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 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当时的吕坤,认为对真理的认识人人有分,谁也没有权力垄断。他说: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复,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人所未发, 
冯梦龙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这和近代“五四”运动中《狂人日记》相似。
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1474~1544)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他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王廷相又说道:“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类似的思想,西方一直到19世纪黑格尔才系统地提出。
在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方面,谢肇制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思想家李贽针对摧残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某些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 的观点。再如凌濛初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对此,杜车别举了一些例子,现抄举一部分如下:
……总的来看,当时的社会非但不鼓励寡妇守节,反而是鼓励寡妇能够改嫁;如果妇女失贞的原因并非是其自己的责任,亲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甚至确实是通奸放纵的情况,谴责的程度也并不特别严厉苛刻,相反有时候还给予一定同情谅解。
比如《警世通言》的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中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一个丘姓人家,丘元吉,娶妻邵氏,夫妻两人非常相爱,丘元吉不幸病死,邵氏哀痛之下,发誓终身守寡,结果男方和女方的亲属,非但不鼓励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
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贞失节,但其亲人非但没有因此对她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
……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 
在文学思想上,民国的周作人评价说:“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著名学者刘大杰也评价道:“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文字改革方面,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他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进而“以近推远,以今推古”。方以智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这个主张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节制人口问题上,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 宋应星说:“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英国神父马尔萨斯在其18世纪末出版的《人口论》中提出“人口第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但明代徐光启在16、17世纪便不止一次地指出,人口“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说明中国人提出人口增长规律比马尔萨斯早一百多年。 
明代思想家陆楫公然提出“奢侈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他观察到的“自然之势”:他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意思是正因有了这些所谓奢侈的活动,才为那些舆夫、舟子、歌童、舞妓提供了谋生条件,富裕之后才会奢侈,贫困了才会节俭,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禁绝奢侈。且不论此观点本身的对错,单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如此思想是相当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而西方类似明确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则晚得多。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
当王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在士人中风靡开来的时候,另一种思路和取向,却更迅速地发酵膨胀起来,其内在的自然主义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渐渐越出了王阳明设定的极限,也超越了主流意识和政治秩序允许的边界。王畿和王艮的传人,尤其是所谓的“泰州学派”,渐渐成了最引人瞩目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王学代表,以后的很多王学极端主义学人,无论是否出自这二王的门下,都以对当时遵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他们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日常生活与巨人情欲的合理性,把心灵的自然状态当成了终极的理想状态,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如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的思路和行为,就是对传统秩序的一种挑战,他们提出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而百姓日用即日常生活不仅被赋予正当性,甚至还被提升为“天性之体”,因此所有的戒惧、用功、提升、超越的意义都统统被消解,他们讽刺用功的人是多此一举,戒惧的人仿佛在佛头着粪,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认为“不屑凑泊”、“不依畔岸”,只需“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心即理”的依据,放大到“心”的一切才是合“理”的,这叫“赤子良心”,这种天然就是合理的良心当然“不需把持,不需接续”,可以“不学不虑为的”。 
葛兆光评价道:
晚明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多变的时代时代,……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都在这个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在王学差不多一百年的冲击下,思想界确实已经相当混乱了,似乎思想正处在一个重组的时代。可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王学,我相信,至少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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