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獗臼椤奥蘖懈髦只鹌鳎嘉牟⒚鹚稻髦圃欤褂糜胪ΑＪ橹性疲骸穆菜钗酚谥泄撸鹌饕病４耸槲昭哺с啥踉嘟桑∷氖晔辉露呷兆嘧冀佟薄�
一道闪电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一文中说：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
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人用身体试验枪弹，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却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马克思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武器评论道：
中国仍然按17世纪的战争进行装备……他们的大炮大多是两个世纪以前的，重新装上爆炸力很弱的、不可靠的火药，并埋置于砖石建筑中，所以不能瞄准……中国人在水上如同没带枪炮似的，所以他们的船员带着剑矛和戟以补救其困境。
4。满清为何中止发展火器
满清皇帝深知火器的威力，努尔哈赤就死于火器，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他们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 满清皇帝中有些是“英明神武”“精明能干”的，但他们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认为这些强有力的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不利于维持满清军队的军事优势，如果任由其发展，将是对自身部族政权利益的致命威胁。也就是说，火器的威力越大，对满清部族政权的威胁就越大。于是从狭隘的、自身部族的利益出发，康熙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而限制火器发展。
在当时制造火器绝非游牧满洲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外国人或汉人进行或合作进行的。在满清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人佟养性。《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此次铸造大炮受奖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也是由佟养性率领。在清兵入关的前，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排列：“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重要位置。后来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子母炮。可见，对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火器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人手中。
和中原人相比，骑射曾经是满洲人的优势。骑射在战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坚持骑射为本。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还说“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在他观念中，一个优秀军官最重要的能力是善于骑射，而非使用火器和指挥火器部队。康熙帝对以围猎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雍正也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铳而废弓矢” 。到康熙中期，即当满清政权稳定时，康熙开始限制火器。下面举子母铳和鸟铳之例说明。
子母铳发射出的是发射后可爆炸且攻击覆盖面积较大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将其命名为“威远将军”。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锍。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铳有奇效和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此奇效，那么攻击满洲骑兵也同样可怕。康熙帝看到是汉人制造子母铳，很不放心，于是坚定了限制火器发展的决心。武器专家戴梓随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又下旨说子母铳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亦即以汉人为主的部队不许制造和使用。这种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极具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清严格控制下的），应该是“英明”的皇帝思考后的决定。
鸟铳到了乾隆时其制作技术已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类似民兵）以协助军队，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乾隆下令禁止全国民壮演习鸟铳。起因为山东刚有人造反，但未用鸟铳，很快就被扑灭。但由于鸟铳显而易见的威力，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建议将武举考试中的舞刀改用鸟铳，以中靶多寡定成绩，但乾隆帝“深思熟虑”后否定了。他传谕说鸟铳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上面山东“造反”的例子，说如武科改用鸟铳，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之事就难禁止，天下也将难管。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乾隆这种“深思熟虑”是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决策多只出于本族之私利。这种“英明”的决策为他们的“部族天下”带来了二百多年的江山，却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了深重耻辱的苦难之中。所以说，中华科技文明被蛮族入侵以后确实形成了巨大的退步，明清现代军事、武器方面的对比也仅仅是个缩影而已。
附录一：明朝军事四个第一
张昊天，《军事文摘》2007年第9期
作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朝代，明朝在军事技术方面曾取得四个世界第一。
首创“水雷战”击沉日本战舰
早在16世纪，各种类型的水雷就已经成为明朝海军的重要武器。1549年制造的“水底雷”，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枚水雷。该雷用木箱做雷壳，油灰粘缝，下面的绳索连接铁锚，控制深度，人工操纵击发，比西方制造和使用水雷早了200多年。第一颗定时爆炸水雷是1590年制造的“水底龙王炮”。该雷用牛脬做雷壳，内装黑火药，用香点火作引信，凭借香的燃烧时间来定时引爆水雷。第一颗触发水雷是1637年明朝末年制造的“混江龙”水雷，该雷通过与舰船直接接触进行引爆。
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时期，明朝海军曾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1903年～1905年）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火龙出水”是反舰导弹“鼻祖”
明朝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火龙”的龙身由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龙体内装有火箭数枚，引线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引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推动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时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堪称“反舰导弹鼻祖”。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最早使用触发式地雷
明代工匠设计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钢轮压火击发引爆的铁壳地雷。明朝陆军广泛装备了这种地雷，并用它在江浙地区多次重创进犯的倭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非人工引爆的触发式地雷，西方到18世纪以后才有类似的武器。
第一支骑炮兵
明朝陆军曾装备有一种“虎蹲炮”。此炮首尾长2尺，炮头由两只铁爪架起，外形酷似一只蹲卧的老虎，看起来煞是威风。开火前，先装填5钱重的铅弹或石子上百枚，再用一个重30两的大铅弹或大石弹压顶，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杀伤力惊人。该炮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骑兵用战马直接驮带，由此便催生了明朝陆军的骑炮兵。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骑炮兵，又领先了西方大约200年。
附录二：康熙盛世：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2007年，经国际天文学会的批准，国际永久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星”。
1清代科学开始落后
1952年12月6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遗憾地说：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顾炎武（1613～1682年）、阎若璩（1636～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