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城市爱情-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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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第一个转折（二）
那时我就已发现写作既能拯救人又不需要什么投资，后来我总结少年时候之所以写作是由于发现写作的诸多便利：第一，我发现很多书是未上大学的人士所写，这给我一种信心；第二，写作不占用白天的干活时间，不会引来父母的责骂；第三，写作投资不大，旧试卷和练习本，一支笔的投资即可，没有太大的风险。
听上去就不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吧。确实，我不清楚为了谁而写，我只知道写能给我带来希望和憧憬的权利，抱着这样的念头写作势必到了纸上就成了呻吟或者哭泣或者宣言。岂止是少年时代，逃避现实与追逐梦想仿佛与生俱来。所有为逃避所做的工作，有别于母亲。毕竟我读了七八年书，在我认为，我是不需要老师的，我自动学习，享受乐趣，并且我晓得从乡村里出道的作家有多少。少年的写作梦里，作家不是什么头衔，那是逃脱乡村的手段，它将带我挣脱泥土的纠缠——蚕豆、麦子和水桶的压迫，离开那讨厌的让人熏出眼泪的烧麦秆儿，和没有鱼和肉的四方桌。
我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县里一家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一个小伙子寄来他的大作让我修改。他十八岁，并且准备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我一不做二不休，一二三四五，列了十八条修改意见，狠狠心花了二角四分钱邮票给他寄回去，从此以后这位小伙子给我写了三年的情书，我就帮他修改了三年。第四年他到我打工的城市来找我，我们坐在马路边上探讨文学，这时一个骑自行车过路的裤兜里掉出了一包烟。他迅速冲上去，拾了来，递给我说，烟。烟当然归他。他也不推辞，揣进了口袋。
从此以后，他失去了让我修改情书的权利了，可能到了婚配的年龄，再谈这些虚的不够刺激了吧。他转而把情书改寄给他们那边的一位卖鞋子的姑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十来块钱的邮票，十来块钱的信纸换来了脸蛋红扑扑的老婆，难怪他写信对我说：人的付出与他的得到并不能扯平，有时付出十分汗水得不到一分的收获，有时却又相反，“我的爱妻对我非常崇拜”。
他的话我表示赞同，他的婚姻我也表示祝福，像许多电影里的镜头，恭喜他，起码是在纸上。
少年时代的我在边模仿边写作的生活里，将书主观上分成了五大类：
第一类像爷爷，古板、陈旧，注重章法、礼节和道德。爷爷们的书一般不是我情愿读的，读之原因是没有别的书读，它是惟一的读物。在爷爷的屉柜里、爸爸的床头，读的年代已早，十来岁开始的吧。后来我一看这样的书就头痛，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它时时跳出来，带着冷笑嘲弄我，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
第二类书像爸爸。你说他旧，他也有爱情；你说他新，他没有爱情的新的手段。他再旧，立场却不动摇。它的结局总是坏人死，好人活，姑娘有人爱。这类老师指定的要考试的读物，它从某种意义上阻碍扼杀了我放纵和大胆的思想。
第三类书像妈妈。她啰哩啰嗦，不厌其烦，要相夫教子，要勤奋好学，要学会做人，把男人的心理摸透。
第四类书像哥哥。像隔壁邻居的哥哥，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要制造炸弹，我要做老大，我想说太阳从西边上来，我就要说太阳从西边上来。
还有一类书就像我自己。不专一要求别人专一，不上进假冒上进，不深沉故作深沉，不漂亮自夸漂亮，无病呻吟。我见到它的时候大吃一惊，天哪！这不是我自己吗？我的故事、我的语言、我的姿态、我的屁股和我的眼泪吗？
另有一类就不那么好形容了。它虎视眈眈盯着我，审视我，嘲笑我，挖掘我，教我害臊，帮我引路；它离我很远，它洞察一切。我小时候偷铅笔、来月经时胆战心惊；我偷看男生，它都知道但它不指名道姓；它给我留着面子，我不能对它反感。因此，我常常拜访它，听它的教诲、批评和嘲笑，好在它不发出声来。好吧，老实说吧，它就是《平凡的世界》。
我十七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一位作家的名字，得知他妻离子散，重病缠身。我很想把麦子割完了就去找他，帮他洗衣服，为他蒸馒头，说我崇拜他。但最终麦子割了，要种棉花，棉花栽下去要学缝纫了，缝纫学完就想去打工，这事就耽误下来。有几次想鼓足勇气第二天动身，但没有路费也没有地址，还怕父母责骂。后来听说他死了，哭了几天，想想我写作的欲望，再想这个创造奇迹的人，一个博大无私的人，一个满腹文才的人，一个硕果累累的人，到最终落得贫病而死，还未来得及听听赞誉，尤其是听听我的表白呀，这让我抱恨终生。
我的宿舍是厂里的旧仓库改用的，除了十几张双层床，什么也没有。我由于是后来的，因此被分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所以写东西就是一件难事。可是即使是分在下铺，也不能享受到那张写字台啊，那上面放满了姑娘们的碗、盘和镜子。于是，我到车间找了一张破损的板凳面，洗干净放到了自己的床上，然后坐下来，把那条没腿的板凳横在自己的腿上写字。我在下班后的深夜，在别人逛街、打牌、跳舞、玩乐的时候，趴在床上写那些认为能改变我命运的文字。那仍然是沿用少年时的做法——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挥之不去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压迫着我，写东西是惟一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之百的快乐和希望。就是在这种极度喧闹的气氛下，在蚊子的叮咬中，在嘲弄和不信任的目光下，在疲乏的夜里，我把心中的感受用笔记下来。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过久而脸色发僵的父亲时，我疯子般地冲进门卫室的情景，我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很多年后，我想起日报社那个看门的大爷让我见到了那位“管副刊的”编辑时，就充满了感激。
转年一个春天的中午，我记得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我吃过饭回车间，发现一个办公室里围满了人。我刚一上楼，车间里的人全部朝我看，有的人喊出了声音。尽管来城市一年之久，我仍然听不懂常州的方言。我的心跳加快，我以为我做的衣服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常见，因为每一批活的款式和做工都有所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区别，一旦发现工序有误，不仅要返工，而且要罚款。我紧张极了，傻呆呆地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我在哪个环节犯了错误。终于，我们的车间主任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报纸上有你的文章。我赶紧冲过去，我看到那张日报上加有“编者按”的散文《慈父的女儿》登在头条。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报纸上。
车间里仅有的一张报纸，从一工段传到四工段，从中午传到晚上，已经破烂不堪。我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龄女孩围着，她们用热烈而羡慕的眼睛看着我，似乎也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希望。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一）
天气很好，或者天气阴霾，都不能阻止妇产科主任看报的习惯，妇产科主任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外，在文学界也是德高望重。报上的一篇文章使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她父亲开过纱厂，在当地也算显贵，因而她有机会深造，因而有较好的职业及颇丰的收入。虽然下过乡，支过边，品味过生活的起落，可是生活曾有过的挫折或者岁月的磨炼，没能将她的慈善的本质泯灭。反而使她对社会多了一份达观和慈悲，我就是她慈悲的最佳见证。
也许是《慈父的女儿》中的描述，勾起了她心中的思父情结，她不免多看几眼编者按，编者按里介绍这个作者是个打工妹，十八岁的外乡人，妇产科主任一念之间，动了恻隐之心。
她通过报社打电话到厂里，要我去一趟。
那个晚上，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穿过大半个城市的喧嚣，敲开了那扇真正属于城市的门。那门里果然是我期望看到的那样，女主人衣着华贵，戴金边眼镜，谈吐文雅。快六十岁的年龄，还有着白皙的皮肤，端来我没有见识过的点心，精致的茶杯。我小心翼翼接好，生怕笨拙的手将它攥裂。落座时，柔软的沙发对屁股轻柔地爱抚，仿佛劝其不必紧张，放松一下。先生也很儒雅，弹了钢琴，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没见过城市的气派，没见过真正的上等人。在城市生活一年多，也不过是在城市的肛门边转了几个圈。那天晚上我激动万分，亲眼目睹城市的姿态，我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意识到对于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姑娘来说，这种接见出于慈悲和欣赏。于是尽量毕恭毕敬、渲染贫穷、渲染勤奋，隐藏着背叛祖宗的念头，说到动情之处，鼻子发酸。那时我多土啊，当然这种土，在某些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它让我显出淳朴、厚道，深得信任。
临行之时，已是星光灿烂，从未见过的爽朗的夜。妇产科主任从走廊上拖出来一辆旧自行车，让我骑回去，我飞快地行舞街头，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因为妇产科主任乐善好施的本性，因为妇产科主任一句不读书太可惜的叹息，因为妇产科主任决意对我塑造的信心，从此以后我骑着自行车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旦梦想蠢蠢欲动，自信飞扬，人的脸皮厚一点也就自然而然。我尽挑我自己爱吃的东西给她买，两个月工资算什么。我太了解我父亲，肯定站在我同一立场，写封信告诉他我遇上的好事，走上千里路赶来道谢也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妇产科主任不稀罕我的礼物，却稀罕我的诚意，“施人滴水回报涌泉的故事”源远流传。妇产科主任的慈悲萌发，在我眼里她就是带着眼镜的观音菩萨，让我诚意膜拜。
尽管一踏进那道门槛，我必须先洗一次脚，换两双新袜子，刷三次牙，鼓五番勇气，除了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我还欠缺对城市人个性的了解，我很想表现得更好一些，让人瞧得起一些，所以我
